都懂。

    长安城缺粮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自从隋文帝杨坚把都城定在大兴开始，隋、唐两朝皇帝就开始了漫长的“就食洛阳”之旅。

    开皇四年，关内饥馑爆发，隋文帝杨坚不得不带着朝廷一起往洛阳跑，避免饥荒，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就食洛阳”。

    而到了唐朝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关内的人口剧增，随之而来的就是关内压力空前的增大。

    人口暴增，带来的是饥荒也愈发频繁。贞观年间遇到饥荒，鼓励百姓到其他地方就食，但是由于当时官僚机构还不是很庞杂，京师地区人口密度还不算太大，移都就食便显得没有那么迫切，三次到东都的理由也都不是就食，而是出门散散心，或者为了征讨高句丽。但是这些临时移都的行为，明显分担了关中地区相当大一部分经济压力。

    到了李治的时期，一共有七次就食于洛阳，从显庆二年第一次就食于东都至弘道元年崩于洛阳，二十六年半的时间里，唐朝驻洛时间占到二分之一；而李隆基执政的时期，也曾经五次到洛阳就食。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兄弟们又要到饭了兄弟们！

    移都就食之时，皇帝及众臣一旦离开京师，到达东都，相应的政治中心也由长安转移到了洛阳，洛阳就由陪都成为实际上的都城，而长安则成为陪都；当皇帝一行人在东都就食渡过难关，关中地区经济好转后，再返回长安，这时长安又恢复为首都，洛阳也恢复为陪都，这就是唐代因移都就食形成的长安和洛阳间“主辅摇摆”。

    为了就食路上方便，隋唐时期在崤函古道上设置了十六所行宫、二十一所驿馆，这也是唐代的第一大驿路。

    其中轩游宫、上阳宫、陕城宫、福昌宫、显仁宫这五所行宫建于隋朝，剩余十一所建于唐朝，并且以李治执政时期兴建的最多。

    毕竟是皇帝嘛，去洛阳讨饭也要体面一点。

    “只是关内地区的粮食产量，并不足以供应整座长安城。”李漱再次说道：“倒也多亏了登州，这两年才没像往常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