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功……”
“一等功………”
“还有特等功？”
天子荣新元元年年，秋八月。
北地郡西边陲，某处不知名的丛林之中。
看着手中，那本以粗纸为载体，且装订精美的簿子，江都王刘非是看了又看，翻了又翻，俨然一副爱不释手的模样。
簿子并非他物——正式刘荣于加冠亲政之后，所颁下的第一道国事诏令：军队功勋核算改制方案。
该方案的官方正式名称为《武勋核算新则》。
而近几日，已经顺利抵达北地，又没有其他要事的江都王刘非，便投入到了这一新律的研读、探究之中。
——和廷尉及天下各地方均线所用的刑事、民事法律：《汉律》一样，施行于军队中的法律条令，即军法，也同样是汉室法律框架内的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宗亲诸侯——作为汉家的实权诸侯，而非后世那些当猪养的所为‘王爷’，刘非本就需要对汉家所有的新、旧律法保持基本的了解。
往好了说，是保持对汉家政坛的基本了解，以更好地治理自己的封国。
说难听点，就算日后脑子抽抽了，想要做一些离经叛道的事，也总得稍微规避一下法律风险，免得被长安中央抓住太大的把柄。
具体到刘非，情况就又有不同了。
此战，汉家以马邑为饵，意图声东击西，谋夺河套；
刘非则是已经被刘荣，私下定为汉家在河套地区，分封的第一位宗亲诸侯。
众所周知：对汉家而言，无论削藩是多么有必要的事，燕、代、赵三个戍边王，都总是被排除在削藩条例之外。
至少，也是先削其他的内陆诸侯国，最后的最后，才轮到这三个北墙戍边王。
至于南方，那就更夸张了。
——太祖高皇帝刘邦，带着满朝公卿大臣、功侯贵戚，在长乐宫斩白马而誓盟：非刘氏，不得王！
却丝毫不影响在汉室版图极南，吴氏长沙国在太祖皇帝白马誓盟后，依旧延存了足足四十多年。
若非自己不给力，不小心断了后、绝了嗣，汉家短时间内，依旧不会有取缔吴氏长沙国，以封宗亲长沙王的打算。
结合此间种种——无论是北方的燕、代、赵三个戍边王，还是南方的长沙国，都表明汉家对于宗亲诸侯、对于分封制最直观的态度。
对于那些于国无用，仅仅只发挥着极其有限的地方治理作用，同时却又总是为长安朝堂中央制造麻烦，甚至产生威胁的宗亲诸侯国，长安中央恨不能一夜尽废为郡县！
即便考虑到各方面的顾虑，长安中央也还是在太祖皇帝开汉国祚后，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便就‘削藩’一事达成一致。
——必须削！
不能太猛烈，那就温水煮青蛙！
不能惹众怒，那就搞逐个击破！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无论是居心叵测的异姓诸侯，还是心怀鬼胎的宗亲藩王，都必须削夺其权利。
动作再慢、见效再慢，长安朝堂削藩的脚步，也绝对不能有片刻停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长安中央对南北戍边王，则采取相对慎重的态度来对待。
如先帝年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长安朝堂首先考虑到的，便是燕、代、赵三个戍边王的可靠程度，以及北方防线是否安稳，匈奴人是否有机会横插一脚，使得长安朝堂中央两面受敌。
最终，确定匈奴人‘自顾不暇’，有自己的问题要处理（单于庭血洗右贤王及其党羽），且燕、代、赵三个戍边王，有至少两个属于绝对可以信任，长安朝堂——先孝景皇帝才总算是安下心，从而毅然决然推出了晁错的《削藩策》，以彻底逼反吴王刘濞。
简单来说：对于燕、代、赵三个戍边王，长安朝堂的态度非常谨慎。
对于占据这三个王位的个人，及燕王、代王、赵王三人，长安朝堂是一边仰仗其巩固边防，一边忌惮其尾大不掉，更甚是养寇自重。
但对于这三个位于北境的‘戍边国’，长安朝堂又是能帮则帮，各类索取能免则免、赏赐能加则加。
总体而言，对于戍边王，长安中央一边防备着藩王个人威胁汉家宗庙、社稷，同时又对诸侯国所能起到的战略意义，抱以极大的期待。
燕、代、赵尚且如此——身为戍边王，仅仅只是肩负边防任务，肩负战略防守使命的戍边王尚且如此；
日后得封河套，即肩负着不比燕、代、赵更小的战略防守任务，同时又极大可能肩负着战略进攻任务的蒙王刘非，自然更是不用多说。
——刘非个人，必然会引来整个长安朝堂，乃至全天下人的瞩目！
刘非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在放大镜下，被无数人反复分析，乃至剖析；
与此同时，长安朝堂，乃至天子刘荣本人，又都会对刘非抱以极大的期待。
期待刘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