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摸透了老太后的打算，刘荣也并没有梗着脖子多说，含糊其辞，就给暂时糊弄了过去。
二弟刘德、三弟刘淤、四弟刘余、五弟刘非之后，其他的弟弟们，也都次序抵达了长安。
——老六长沙王刘发，由于路途实在太远，是最后一个到的。
老七常山王刘彭祖、老九中山王刘胜，则一同抵达。
老八胶西王刘端，小十胶东王刘彘，也是前后脚到的长安。
至于更小的几个，即小王美人：王皃姁所生的小十一、小十二，则都还因年幼而养在长安。
孝景皇帝驾崩之后，小王美人自己也不便留在宫中，便被刘荣送去桂宫，与故薄皇后作伴。
此番，诸王还朝，除了象征性的‘本父丧’，以及在刘荣这一朝首次觐见之外，最主要的大事，便是封王事宜。
如刘荣一母同胞的兄弟，河间王刘德、临江王刘淤二人，其中一个当移封为赵王，另一个，则当移封到一个更大些的诸侯国。
这也是为何当年，两个弟弟离京就藩的时候，刘荣会专门提醒两个弟弟：别急着把王宫建的太好，能凑合着住两年就行了。
虽没明说，却也已经是按时二人：反正早晚要移封，别搞个富丽堂皇的王宫，最后却平白给他人做了嫁衣。
眼下，便是这二王该移封的时候了。
至于老四鲁王刘余，老六长沙王刘发二人，早在获封之初，便是带着政治人物就国。
——刘余去鲁地，是为了压制当地，愈发甚嚣尘上的‘以儒治国’的舆论，以及发动这个舆论的鲁儒。
这几年下来，刘余做的不错。
至少算得上合格。
所以此番入朝，刘荣主要是考察一下过去几年，刘余在鲁地所进行的文化引导工作，并加以指导。
至于长沙王刘发，则肩负着汉家南边境，防备岭南百越之地的战略任务。
而汉室的南方，不同于北境的军事战略压力——更准确的说，汉室的南方，也就是岭南百越，更像是政治问题，而非军事问题。
北墙外，是纯粹的外部游牧民族，而南方岭南，则是早就被纳入华夏文明怀抱，却在秦末乱世意外割据的南越赵佗。
如果汉家没有北方的战略防守压力，只有南方一个心腹大患，那根本无需讨论岭南是否需要武统——在成为汉家唯一战略敌人的瞬间，赵佗那只老乌龟，就会迅速决定内附！
舍得下老脸，就做汉家的承恩侯、归义王之类，以在长安颐养天年；
舍不下，也不过是毗邻岭南的长沙、荆吴一代，顶着个荣誉性质的虚爵，以归养乡野。
所以，汉家对于岭南的态度，一直都很明确。
——打，不值当。
得不偿失不说，现实条件也不允许汉家——不允许仍旧处于匈奴人战略威胁之下的汉家，分出精力在岭南动武。
故而，在不动武的基础上，汉家愿意通过任何方式，来保证岭南名义上归属于汉家。
一如过往这些年，岭南以南越赵佗政权为主，闽越、东越等国为辅，皆奉汉天子为‘君’，奉汉家为宗主，接受汉家的册封，以及名义上的从属关系。
然而实际上，汉家实际掌控的版图，却是以南方五岭为界。
过了五岭，踏上百越之地，还能受到汉家律法、刘汉社稷庇护的，便只有长安派去的使节。
而长沙国作为五岭以北，或者说是岭南百越之地，与神州中原之间的缓冲区域，肩负的政治责任不可谓不重。
从汉家的利益考虑，长沙王治长沙，基本全权负责对岭南百越的监视，绝不能太软弱；
但从汉家战略重心集中在北方，分不出精力到岭南的事实出发，以‘不可动武’为先决条件，长沙王对待岭南百越，又不能过度强硬。
一边，是为了不动武能忍则忍；
同时，又要处于宗主国、天朝上国的自尊，而不能太过于予取予求。
这个度如何把握，显然是个技术活。
在孝景皇帝之前，长沙这块地界，一直都是由汉家在太祖皇帝白马誓盟：非刘氏不得王后，唯一一家合法存在的异姓诸侯：长沙王吴氏去头疼的。
汉室初代长沙王吴芮，早在秦时，便是秦属番县的县令，为当地百姓尊敬的称呼为：番君，享有极高的名望。
再加上‘吴王夫差后裔’的血脉加成，使得吴芮此人，在荆吴百姓心中，占据着极其特殊的位置。
考虑到这两点，太祖刘邦在即皇帝位，立汉国祚之后，便第一时间加封原衡山王吴芮（项羽所封）为长沙王。
后来，其他各家异姓诸侯或主动举兵，或被动谋逆，都被太祖高皇帝逐个击破，长沙王吴芮一脉却得保宗庙，一直到太宗孝文皇帝驾崩。
太宗孝文皇帝后元七年，四世长沙王吴著薨，无嗣，长沙国除。
而吴氏长沙国享国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