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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书曰，“古历疏舛，颇不精密，群氏纠纷，莫审其要。何承天所奏，意存改革，而置法简略，今已乖远。”
祖冲之经过近三十年的持续观测与反复论证，终于在过往数百年之尧典、秦历、太初历、四分法、景初历等历法之中，发现了三处明显谬误，于上疏之中写得非常明白。
书曰，“以日月所在，差觉三度；二至晷影，几失一日；五星见伏，至差四旬，留逆进退，或移两宿。”
长此以往，时候难对应上天象，节分不合难对应耕作，于国于民皆是害处。
故而祖冲之才呕心沥血创下新历，正是为了纠偏，他希望以新历取代旧法，从而得使万事归于天道寻常。
他于上书之中亦是如此写道，“臣是用深惜毫厘，以全求妙之准，不辞积累，以成永定之制。非为思而莫悟，知而不改也，窃恐赞有然否，每崇远而随近；论有是非，或贵耳而遗目。所以竭其管穴，俯洗同异之嫌，披心日月，仰希葵藿之照。若臣所上，万一可采，伏愿颁宣群司，赐垂详究，庶陈锱铢，少增盛典。”
然刘宋孝武帝并未为他这番赤诚之心触动，只下令命同样懂得历法之占星官与相关人员，以此一部新历法之优劣来进行讲论。
正是于讲论过程中，以自身为国君孝武帝心腹自居之戴法兴为首之守旧势力，便对祖冲之新造之《大明历》大行反对。
戴法兴其人乃是刘宋孝武帝之亲信朝臣，刘宋孝武帝与治国理政中，事必躬亲，不喜放权，只依赖少有的几名亲信，因此戴法兴于朝中，权势熏天。
正是因他带头反对新历，朝中其他大小官员皆随声附和，众人都纷纷表示不赞成破旧立新，改变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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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祖冲之为将自己几经论证，确认无误之主张落于实际，便请奏刘宋孝武帝，希望与反对方戴法兴一众，于殿前展开一场激烈辩论。
“母后还曾与你谈过此事，朕怎未听得你事先讲过？”
圣人面朝雍王，眉头轻锁，虽不至怀疑雍王是否起有二心，但此事终是圣人初回听得，且早先问时，雍王并未作答。
“方圣人是问，武后曾言下臣已为她亲言验过，确有一番治国之才，然下臣从未亲耳所闻此般一句，只将回想之中仍可唤起之事，尽数告于圣人得知，而往事终究难按序说明，望圣人海涵谅解，求圣人恕罪……”
雍王言辞恳切，不由圣人再行疑惑，只安慰道，“无妨，无妨，只是私下相谈，岂谈得上治罪，守礼不必过于激奋。”
圣人顿了顿，盘腿而坐，又问道，“只是朕有一事不明，欲知晓详细。”
“圣人所闻，只当直言相问便是，守礼定知无不言。”
“方才你所言，母后与你说起那南朝刘宋祖冲之之事，此一事，又是如何与她所言之‘两度日蚀，还余两度’相干，之外，缘何母后作此一言，彼时显而仅有两回日蚀，何来四回？”
此一问，对天象历法实多有喜好的雍王，不禁微笑开声，“圣人能所问此事，倒还真须由下臣将祖冲之一事言罢，方知武后所为何事，不知可允下臣言罢？”
“不必拘泥，说来便是！”圣人见雍王仍旧满脸诚恳切切，便彻底将心放宽，虽仍盘腿，但此时直起一条腿，向后倚靠，作愿听一言之松快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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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王反倒坐直了些，作稳当状继续言说，“祖冲之与戴法兴一众于殿前辩论，如今想来自是，新旧历法，孰优孰劣，全然无须多言，彼时亦然。”
但守旧代表戴法兴，却先而上疏国君，从古书中将古圣先贤的招牌罗列出来，以便压制执意求新的祖冲之。
无论是《尚书·尧典》中“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还是《诗经》之中“七月流火”为夏正建申之时，“定之方中”是小雪之节气，还有就是孔子所言“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等古言古句，都被戴法兴写入上疏之中，来诬告祖冲之辱没旧法。
又以“昔《黄帝》辛卯，日月不过，《颛顼》乙卯，四时不忒，《景初》壬辰，晦无差光，《元嘉》庚辰，朔无错景，岂非承天者乎，冲之苟存甲子，可谓为合以求天也。冲之又令日月五纬，交会迟疾，悉以上元为始”，来反驳祖冲之所立新法《大明历》，其中所议只最为要紧之一条——“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闰”。
“无论何等渺然，天象终日、终时、终刻皆在生变，缘何固守于古法而执意不变？”雍王将故事言说至此，亦发出一声感慨，见圣人看向自己，面色平静地转而一笑，才收起一时因提及史上一位愿以天文星象改善民生之人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