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自古而来，尤以汉全盛之时，以向上呈禀“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而大获上位青睐、支持之董氏仲舒，亦向上提及天象与自然灾异，或与上位治国为政有极强关联后，上位、皇族与一众高阶之人，皆以观星、占星，用于一国之中无论理政治国，抑或出兵用兵，乃至大典祭祀之预测、参考。
而后数百年间，几近所有登上皇位之人，都天象作为重大指向，以此来调整自身于一国之内政外交方略。
本就以得成从中原厚土开天辟地而来，数千年间所生之首一位女皇，而备觉自身颇受上天眷顾的武后亦与她之前任何一位国君无异，皆以天象为自身治国理政之时之重要参照。
武后朝之前，为观天象所设官衙谓之曰“太史局”，设太史令二人，太史丞二人，书令史四人，为的是“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观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并率其属而占候”。
所行之事除对天象长久观测与记录外，还要将所观测得来之天象，细行一番释解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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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与政者也”，设立太史局之最终目的，终归是为国君治国理政，以搜集、论证乃至制造天象记录，以便颁布、施行国策。
自高祖开唐为始，至高宗与武后“二圣临朝”，国力日渐强盛，以至仅有如此规制之太史局这般官衙，亦更显举足轻重。
故而无论天象观测，或是详细记录，涉猎范围皆甚为广泛，不论寻常之日月运行、星辰分野，还是奇观异象如日蚀月食、五星凌犯、客星占主、妖星冲牛等等，皆事无巨细地由太史局录述为书册。
其中这些奇观异象尤其要紧，太史局不只要对其进行极为周详之观测，还要于所见进行详密释解，以揭示此般异象背后之含义与启示，而而后上呈至圣人处，以便圣人将其中含义及启示，与正在进行、或即将发生之重大国事，相互参照，从而自颁旨至施行，都可以“天命所指”作为配合，以便百官万民置信。
嗣圣元年九月，武后于长安，贬当今圣人为庐陵王，改元光宅，改前东都为神都，同时令尽数大唐旗帜皆从金色，官服颜色、职省名称一并改易，赐宫城名为太初宫。
正是同年，武后下令将太史局之规制，尽数并入浑天监。
次年，即垂拱元年五月，武后诏令，复前章怀太子李贤之雍王爵位，由其子李守礼继承为嗣雍王，彼时李守礼年岁才方十三，于诸多事项并不甚了解，继承王位却不知当如何作为。
偏正是此时，一次误入浑天监的经历，使年纪尚轻之雍王，接触到所谓“占星问卜”、“天命人为”、“皇权天授”之许多事项。
然于彼时雍王而言，皇室、皇家、皇权与他实无太多相干，只那浩瀚苍穹、日月之变、星辰之象使他倍感趣味激增，因此一面应付皇室课业，一面得闲便于浑天监中，参学详观星月、占卜天象之术。
如此五年后，载初、天授元年同年之际，时值九月，一日神都城中狂风大作，明明为白日，天色却如墨洗，好奇者仰头看天，只见原本碧空如洗，却忽而密布乌云，云中闪电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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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至暗处，以手指缝隙窥察太阳，由此才知生了日蚀——浑圆的日头，全貌橙红，一时竟似黑底白玉制成的圆盘，张目亦可直视。
是日，此日之全蚀之异常之状，足足持续近一个时辰，正所谓“至阳转阴，破旧立新”，日蚀之相时常被解为国君之行，失德失政，应当及时进行罪己、整改，才能保证一国之甚佳情状，向将来延续。
此时武后只临朝，为当今圣人四弟——即彼时圣人李旦之辅佐，浑天监占星官还未来得及将与日蚀之相相干结论，呈至武后与彼时圣人面前，后几日来自国中各城各处，与日蚀相干文书、奏章便纷至沓来。
而就如各朝各代史书，历法、星象典籍中所记载日蚀之相一样，此一回国中各城各处呈送之文书、奏章中，皆亦同占星官而后呈递上的天象解读一般，所书如“日为阳精，人君之象；若君行缓，则日行迟。人君稍逾常度，则阴浸于阳，行或失中，故应惑所至”之字句不绝于目。
这般可堪呼作特特于朝中圣人之指控，一时引起轩然大波，朝内朝外，神都长安，国中疆域之内各处，皆陆续因日蚀之相，生起一波又一波由官民、宗戚、四夷首领、沙门、道士各界人士共同求请武后，废帝而改国号为周，另联名提出将武后己姓之“武”，赐予当今圣人之要求。
事态忽而发展至此一步，稍能明辨是非之人，便猜得出日蚀之相背后藏有何样密辛。
日蚀之相自然无法作假，但终只是一阵天象，不由人加以利用，又能起何样波澜，自是有人以日蚀之相为引子，有意以此“阴浸于阳，行或失中”之缘由，将彼时圣人架于“无德无能，疏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