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想想府中慎重存着的丹书铁券，李善长倒是不太慌。
但秉着的小心谨慎的原则，也依旧是暗暗下定决心：
别说蓝玉了，以后他襕衫都不穿蓝色的！
不过在此之外，李善长也很清楚自己眼下的优势——陛下就在跟前呢。
所以徐达和李文忠还在沉思时候，李善长就已经主动起身：
“陛下肃胡元蛮习以正法纪，又挥泪断除忘本之手足，当为贤君之范，此等非议也定为胡清欲污我大明之谤言，陛下勿以此忧心。”
这话李善长说的真心实意，作为被朱元璋赞誉过“吾之萧何”的人，他也是能发觉出这光幕之功效的。
相当直白的说，只要运用得当，那后人所说的“千万古之一帝”的评价，说不得真能为真。
若真能如此，他李善长的后世之名也必水涨船高，实难不去想象。
相继的言语让朱元璋回过神来，对这些他也不置褒贬，只是摇了摇头道：
“现在说这些未免言之过早，且看后人如何评价便是。”
空印之案他不担心，但借着胡惟庸之案废丞相时他还去太庙自陈过，因此眼下还挺好奇后世如何评。
【正如此前所说，看待任何问题都要结合当时的时代去分析看待，而不能提着本朝的剑去斩前朝的官。
如果单看清时对明初的评价，很容易就会落下朱元璋视功臣为寇仇、棘刺，必欲要剪除灭绝方能后快的刻薄寡恩的印象。
这也是清代史学家赵翼的评价过于片面的原因，实际上想也知道，老朱如果真的刻薄寡恩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在元末的群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
事实上大明开国之初，老朱对功臣之优待几可称得上优渥，免死铁券这东西虽然时常被咱们现在拿出来笑谈，但放在当时绝对是称得上最高荣宠的证明的。
从流传下来的资料来看，老朱颁布免死铁券时候很认真，从形制到功能，再到家传规则，以及能免死的范围等等，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持铁券者，王法不临头，刑吏不进门，生著其号死后袭封，明明白白告诉你能够与国戚休，这堪称是皇帝所能赐予的最高荣誉和优待。
而在免死这个最大的特权之外，这些的开国勋贵不出意外的话享有各种特权。
比如能够各种资料互相佐证的各种经济恩赐：洪武三年赐勋贵庄田，多者百顷；四年赐汤和一万亩地、并令开国勋贵合分临濠山地六百五十八顷；七年勋贵食禄加赐公田千石等等。
除此之外，从仪仗户到大量的奴仆、义子、部曲以及奴军等等，几乎可以称得上一应俱全。
而在政治上，勋贵们除了拥有高官显爵之外还能掌权握兵，可以说是真正的位极人臣。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积极推进皇室与勋贵子女联姻，比如他自己纳了郭英之妹和胡美之长女为妃，还令皇子们娶常遇春、徐达、冯胜等勋贵之女，此外还有李善长、傅友德、张龙等勋贵儿子娶了公主等等。
从以上不难看出来，老朱实质上是希望与开国勋贵达成一个牢固的利益同盟，通过用政治和经济上优渥的特权以及允诺的永世富贵，来换取勋贵们对皇室尽心竭力的拥护，从而达到巩固皇权以及老朱最终“家天下”的目的。
但是吧，无论是汉朝的豪强还是魏晋的世家，亦或是唐朝的藩镇，再或如宋之地主，又或如元人贵族，一个个都说明了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每個朝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吸血虫。
而大明朝还不等藩王们发力呢，勋贵们用了还不到两年就已经成功碰到了朱元璋的底线。
毕竟免死铁券这东西说的很明白：谋反不庇，除此之外一切死刑皆可免一次。
而在重责之外的常刑，更是明文“有司不得加责”，简而言之就是不管犯了多少次欺行霸田强抢民女纵马伤人之类的罪责，都可以凭铁券一笔勾销。
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武臣恃功骄态，得罪者渐众”。
于是仅仅两年后，老朱就不得不火速给铁券打了个补丁，专门出了个铁榜在其上铭刻九条制驭律令，用来约束功臣勋贵。
但即使是铁榜，其威慑作用也是大过实际作用的，更像是一个大明形式的“罚酒三杯”。
铁榜当中规定了勋贵仗势凌人、侵夺财物、私托门下等等都是死刑，但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犯的时候只需要记录在铁券里就行，直到犯第三次才能兑换出一次“真”死刑，但即使是这个好不容易换来的真死刑，也是可以用铁券给免消掉的。
综上，朱元璋待开国勋贵的不可谓不优渥，老朱要真是雄猜好杀的话那真没必要跟你玩儿什么三次死刑换一次的游戏，可能压根就不会有铁券这个东西。
反倒是与这个结论相反，胡蓝案恰恰是朱元璋对开国勋贵的一再宽纵优待激起了勋贵们的有恃无恐之心，最终使得勋贵们行径与朱元璋所期望的背道而驰，最终使得双方反目成仇大打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