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我调转船头，重新驶入文学创作这片我心向往之的洋面，并且向读者奉上我那“上海女性”系列中篇《阿花》、《阿贞》、《阿惠》时，我已越过了四十五岁这一时下一宽再宽的为“青年作家”所划定的最高年限了。
我却至今不悔。
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只争朝夕固然可嘉，厚积薄发也还为时不晚。
厚积的生活土壤不会亏待耕耘者。在我中辍了创作的几年里，生活得很辛苦，但也很充实。我所不断面临和努力解决的生活难题，日渐丰富了我的素材仓库。生活同时在锻造和修炼我，使我对世事的理解和对人生的感悟日益深刻透彻。由于一头扎入成人教育工作之中，我在一个阶段里虽失却了埋头笔耕的时间和精力，但却高密度地接触了一大批在那段时期里最活跃的拚搏型的、争做生活之强者的、十分清醒的审时度势借改革开放之春风努力体现自身价值的年轻人。作为个体形象，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我的小说，特别是以青年一代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阿惠》和《女儿难》中的主人公的原型；作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五六十年代人的新的社会群体，他们以全新的意识和蒸腾的活力，强烈地辐射、渗透着我，使我调动起自身的经验和感悟，不断地更新改换了过去一些陈旧的观念和僵硬的视角。我曾比较发于八十年代初及八十年代末我的前后两期作品，发现两者的差异既在生活包容量的贫富悬殊上，也在作者对生活理解的浅深低高上，其间的进步，不能不说正是那五六年生活的馈赠。
我认为，生活的厚积过程，实际上是作家的生成过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生活的色彩无论是惨淡还是浓烈，生活的道路无论是顺畅还是坎坷，生活的赐予无论是公正还是苛刻，统统都是一种积累。一场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造就了整整一代雄踞文坛的作家，不正是一个明证？几位因历史的原因而一度遭受命运捉弄的文人，一旦熬过了那凄风苦雨的日子而重新拿起笔来，不堪回首的往事竟成了汩汩涌流的创作源泉，也是实例。
“上海女性”系列的三个中篇面世之后，不少友人为我可惜，说我浪费了那么丰富的生活积累，三个中篇完全可以衍化成三个长篇。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又不无自信地答日，不要为我如此慷慨地捧出了未经掺水发胖的“干货”而担忧，我所厚积着的生活之井，远未掏空呢！我自小与“阿花”、“洪剑春”、“陆宝宝”们厮混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已经作古，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一个个的都活在我心中，一待我觉得时机成熟，我自会用我的笔让他们复生于文坛！我的娘家，至今还在山东路，还在那虽不名叫“永安弄”但却又完全是一条“永安弄”的弄堂里。我喜欢回娘家。我与我笔下的阿贞、阿惠一样，只要一走进那狭窄窄、闹哄哄、一片匆忙的生存空间，就犹如土生土长的鱼儿游回了属于自己的水域。我胸中积累了多少关于这片水域的故事，三个中篇，焉能覆盖完了？
更何况，“山东路”式的积累并不是我的积累之全部。我至今记得1967年年末，我远离了生我养我的上海，在一个阴沉沉朔风怒号的大雪天，踏上东北那厚积了冰雪的梆硬溜滑的土地而仰天八又痛跌一跤的情景。我不能忘怀我万里迢迢赶去就职的那个学校，它是一排低矮的平房，陈旧而肮脏，赛似生产大队一级的饲养场。大门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夏日里满栽着茁壮的听天由命的苞米和高梁，冬天便成为壮阔无垠的天然溜冰场。我在那块不城不乡不土不洋的地方生活了五六年之久，厚积的生活内容，后来有许多进入了我的小说“上海女性”系列中篇里。在发表于《时代文学》上的《没有结尾的故事》中，则表现得更集中更充分了。
当然，生活不等于艺术，厚积未必都能薄发。从厚积到薄发，有一个过程。这过程有的人很短，有的人却很长。我在“上海女性”系列中篇里所“薄发”出来的一切，大多经过了我许多年乃至于几十年的咀嚼，自以为已品出了其中真味，才敢于写了出来的。这“厚积”的过程，已远不止于生活内容的积累，更在于在理解基础上的过滤，在过滤之后的锤炼，在锤炼同时的内化吸收上。我深知自己不能像那些光芒四射的新星，让人一目了然地感受到明媚的亮度，于是就常常只好用很笨拙的方法，把我在作品中或许没有那功力曲折地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对世事的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