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惊呆了，尤其是那些出身不好的知青，瞬间就红了眼睛。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过这些话，从他们身上烙下黑五类分子的烙印开始，他们受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歧视。
团组织党组织这些，哪里轮得到他们沾边？他们需要的是不停地改造自己，像劳改犯一样为自己的出身赎罪。好像他们投胎当人就是最大的罪过。
陶军长的浓眉往上挑，声若洪钟：“怎么，你们没信心？”
“有！”杜忠江迫不及待地喊了出来。
其他先前没有举手的知青也跟着喊：“我们有信心！我们一定以团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团组织！”
陶军长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用带着浓郁的地方口音的塑料普通话开口：“这就对了嘛，年轻人，就是要一颗红心向太阳。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将来终究有一天还是你们的。你们一定要有主人翁的姿态，永远向好。”
他的目光扫视眼前一张张年轻的面庞，语重心长道，“你们不要有心理负担，国家和人民把你们交给我们，就是相信你们是好样的。就是有不好的，那也是旧社会的错。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能把鬼变成人，何况是你们这些一心想好的青年呢。都写申请书啊，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你们不是光嘴上说说，而是真的有信心，有魄力。”
饭堂里突然间响起了哭声，好几位知青都哭着喊：“我能入团了，我也能入团了，我是社会主义的新青年。”
他们当中有男有女，大姑娘小伙子都哭成了一团。由他们带头，在场的好多人集体哭出了声，一个接着一个抹眼泪。
他们是好青年，他们是真正干革命的人。总算有老革命，总算有长眼睛的人能够看清楚这件事。
杜忠江还一边哭一边表态：“我要给我们家写信，让我妈跟我弟弟都过来。我妈不是资本家的阔太太，我妈一直干活，我妈就是劳动人民。我弟弟也会干活的，我们一直都干活。”
陶军长还关心了一句：“哦，你妈跟你弟弟现在在家做什么呀？”
杜忠江抽抽噎噎：“我妈是高中物理老师，我弟今年初中毕业。”
陶军长笑了起来：“来嘛，那就一块来，一家人都扎根宁甘，多好的事。”
田蓝也觉得这事挺好。毕竟就以杜忠江家的出身，后面一旦运动开始，他家就别想有太平日子过。
其他知青也跟着问：“那我们家里能过来吗？我弟弟我妹妹也毕业了，也想有机会建设祖国。”
“来来来，都来，欢迎。”陶军长看上去心情好极了，“广袤的天地，伟大的事业需要人民不断加入。来嘛，怕啥？咱们宁甘这么大。但凡肯干活的，就没有饿肚皮的道理。你们不是刚开垦的田吗？正好，来了人还能快点儿种起来呢。”
类似的话，大家从团长嘴里已经听过一回。现在是军长发话哩，大家更兴奋。
田蓝也替大家高兴。
她从不认为这个时代从城里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是在祸害这些参与的人。
参加农业劳动有啥好丢脸的。
不说缔造新中国的大佬们大生产运动时个个都开垦荒地种吃的，就是往前数，皇帝老儿跟皇后娘娘每年还要农耕纺织那么一回。从哪个角度讲，谁也没理由觉得自己沾了农业就侮辱了高贵的血统，羞辱了自己的人生啊。
再说了，到农村干活给自己挣口粮，总比陷入狂热，多年以后自己都不愿回首来的强。
况且，上山下乡运动是这个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
田蓝大学时代上过的经济学课堂上，教授甚至将上山下乡称之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壮举。单凭这一点，我们就体现出世界一流大国的担当，体现了社会主义是真正意义上为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而奋斗的。
由于当时的国际局势迫使国家必须转移工业，开始三线建设，导致国民经济无法产生正效应，加上国民生产力实际水平相对落后，城市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形成了严重的城市经济危机。所以，国家必须得以下乡的形式来实现城市危机在农村的软着陆。
否则的话，大量人口饿肚皮会形成剧烈的矛盾，从而造成严重的暴力冲突和街头政治。
类似的情况，请参照1929年至193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转移矛盾焦点，二战爆发了。
我们国家没这么做，我们没有挑起战争，而是选择内部消化。
这事儿就轻而易举吗？
实际上，就像普通人刚进单位，起码得用半年时间来适应一样；从来没干过农活的城市居民尤其是刚刚从学校走出的青年，最初下乡的那会儿，他们哪里会干农活呀。
国家人口多，耕地少的事实，也从侧面反映了很多地区并不真正需要这些新手劳动力的加入。
是国家，或者更具体点儿讲，是农村，从集体口粮里，从农民自己的嘴巴里硬生生分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