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长城以北的广袤草原上，与中原的秩序逻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首先，草原上的降水量稀缺，使得游牧是这里唯一可行的生存方式。

    要建立中央财政，税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但在草原上，游牧者的生活高度流动化。

    他们如同草原上的风，难以捉摸，逃避征税变得异常容易。

    这使得征税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其收益。

    花费巨额的成本去征税，却只能收回寥寥无几的税款，这样的买卖显然是不划算的。

    因此，中央财政如同空中楼阁，无法建立；

    而官僚体系，也因为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而难以维系。

    没有中央财政和官僚体系的支撑，草原上的大规模治理便成为了空谈。

    在这里，人们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依靠熟人关系来维持群体的稳定与和谐。

    英国的人类学家邓巴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邓巴数”理论。

    他研究发现，一旦群体规模超过150人，

    再想维持群体内所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要处理的数据量就会超过大脑的处理极限。

    也就是说人类大脑只能处理150左右的人际关系，

    一旦超过这个数，大脑这台CPU就会超负荷……

    因此，超过这个规模的群体就不再是个熟人社会，而是变成陌生人社会。

    在陌生人社会中，规则就是唯一维系秩序的关键。

    但是规则的执行就必须需要有官僚体系的支持，草原上，又无法养活官僚。

    因此，当部落的规模逐渐扩大，超过这个临界点时，

    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以小集群的方式来行动。

    这样，草原上的部落便如同草原上的花朵，星星点点，各自绽放，

    共同构成了这片广袤土地上的独特风景。

    李婉儿眉头微蹙，疑惑地问道：

    “可你方才提及匈奴帝国的辉煌崛起，转瞬又言草原部落难以逾越150人之限。

    这两者之间，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老年方逸闻言，嘴角勾起一抹深邃的笑容，缓缓解释道：

    “草原之上，那些如匈奴、鲜卑、蒙古一般被后世铭记的游牧帝国。

    也就是刚刚说的，是因为中原的一统，倒逼着众多部落交织而成庞大联盟。

    联盟的核心，就是那位大权在握的大可汗。

    他凭借对战利品分配权的绝对垄断，

    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由战争滋养而成的中央财政体系。

    这与中原帝国依托税收构建的财政体制大相径庭，

    草原的财政，是战火的馈赠，是胜利的果实。

    因此，只有大可汗能够率领部落勇士，从富饶的中原掠夺回源源不断的物资。

    才可以持续巩固其战利品分配的主导权，游牧帝国的统一与强盛便能得以维系。

    然而，一旦大可汗失去了这份战斗力，无法再为部落带来战利品。

    帝国的统一便如同沙丘上的城堡，顷刻间便会崩塌。

    故而，对于草原上的大可汗而言，首要之务便是拥有超凡的武艺与领导力。

    这与中原官僚制帝国对皇帝的要求截然不同。

    中原的皇帝，只需确保统治的正当性，即父终子及的继承顺序，便能稳坐江山。

    草原的大可汗，却需时常披甲上阵，以战养国，

    若不能身先士卒，引领部落夺取胜利，便难以赢得部众的衷心拥戴。

    正因对大可汗战斗力的严苛要求，

    大可汗的继承人，绝不能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童。

    草原上战事频发，大可汗的寿命亦充满变数，若其子尚幼，便无力领导部落。

    于是，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应运而生。

    哥哥去世后，由弟弟继位，以此确保部落的领导力与战斗力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