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笑古人蠢，在特定的环境下，能规定出来的制度，往往都是当时的最优解，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差罢了。
宴会结束后，朱雄英被安排在了燕王府的贵宾客房休息。
夜深人静之时，他独自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月色，心中思绪万千。
此行巡视五京，他看到了大明边疆的坚固防线，也感受到了边疆将士们的尽忠职守。
但更让他担忧的是，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危机。
像是吉安侯陆仲亨这种资历侯爵，在一个地方动不动就坐镇十几年的，可不仅仅是个例。
在如今的大明，虽然国公这个层级，已经开始频繁调动了，但侯爵依旧是军中的坐地户。
一方面，是调动起来会影响整个防线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怕出乱子。
“历史一旦被改变，后续的变数便完全不可控。”朱雄英喃喃自语。
朱雄英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作为太子嫡长子，他的角色是很微妙的，不能越界，但也要为大明的未来筹谋布局。
不过九边制度和总兵制度，肯定是大明的未来的演变趋势。
这样的制度，虽然会造成防区更小更分散，以及总兵之间互相推诿扯皮的情况，但对于中枢来讲，明确划分防区和责任的制度，是更有利的。
之所以要搞总兵制度，是因为大明现在的指挥层级中间有空缺。
朝廷中枢负责军事事务的，是五军都督府。
这个没问题，无论是宋代的枢密院还是什么其他机构，中枢总要有一个抓总的军事负责机构。
问题就出在都司卫所制度上，这种制度由都司、卫、所三级构成。
都司是地方上最高级别，负责统领一片区域内的所有卫所，并向五军都督府分管这片地方的那个都督府报告情况。
卫是中间级别，负责管理一定数量的所，并调配兵力，所是最基层级别，负责驻守一定范围内的城堡或屯田，并执行卫的命令。
而在特定的地区，诸如甘肃、宁夏、辽东等地，由于当地就没有什么百姓，绝大部分都是军户，所以就设置了“行都司”来统管军民政务。
但问题在于，都司这个级别，管辖范围过大了。
以朱雄英刚刚经过的山西举例。
山西都司，十六个都指挥使司之一，于洪武八年十月设置，属于后军都督府管辖。
其内部有太原左卫、太原右卫、太原前卫、振武卫、平阳卫、镇西卫、潞州卫、蒲州千户所、广昌千户所、沁州千户所、宁化千户所、雁门千户所，然后现在还名义上管着晋王三护卫和代王三护卫。
可山西的军事情况，是山西都司能够及时反应过来并且指挥的吗？
很显然不是，因为山西的最南部是中条山地区，而最北部，直接就是大同以北出塞的地方了，两端情况不说是天差地别，也可以说是毫不相干。
一旦战事发生，那么大同一线，雁门关一线，必须快速反应，只能由当地负责指挥的国公或者侯爵来判断。
正因为这种实际情况存在，所以山西都司，哪怕不用进行任何制度改革，现在它本身也是没指挥权的，主要的兵权，都在颖国公傅友德，以及负责山西北部几个重要防区的侯爵手里。
如果历史线没有改变，到了永乐时期，由于防御模式已经逐渐转移到沿边防守上，因此朝廷会委派重将在边防区域长期驻防，总兵官作为某个防区的最高级军事长官，负责统领当地所有军队，并向中枢报告情况，而总兵官不仅拥有指挥作战和调动兵力的权力，还拥有节制都司卫所和诸王军队的权力。
而到了仁宣时期，总兵制度就彻底定下来了，明确规定了总兵官权力，并要求佩印，宣宗朝时期不仅完善了总兵镇守制度，还对总兵官施行免其朝贺的礼待制度。
所以，总兵制度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为了战略上的快速反应，就必须要在都司和卫之间，多加一个层级。
如果不这么做，那么譬如大同和宣府，在对抗蒙古人南下时，根本就是一体的，而这两个地方却属于两个都司.真打起仗来，你能指望先让两个都司之间沟通好粮食、军械、兵力调配等等问题，然后再统一指挥吗？
而九边制度，则是由总兵制度延伸出来的。
大明的北疆防线长达万里，如果处处设防，那就约等于处处不设防。
所以必须采用重点防御的办法，除了重点防御地区，其他地区都是负责警戒的，而根据总兵制度的思路，由各个重点防御地区串联起来，那就是九边了，只需要在九边重镇驻守重兵，形成有点有线、以点控线、以点制面、点面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就能确保北疆无忧。
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九边体系是相当不错的，起码，没出过大篓子。
明朝中期国力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