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纳闷都这么晚了，他干嘛还打电话给我，我还以为我们之间的对话已经结束了，并且我也得到我想要得到的结果了。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接听了电话，电话里省去了一些无谓的问候，冉记者直接开门见山地问我，现在我要找那个男人，是不是因为我得到了什么新的证据，并且他问我，有没有机会让他继续做一个追踪报道之类的。
虽然这是他的工作，我也深知任何一条新闻线索的背后，其实都是一个冷冰冰的真相。原本不该给自己惹麻烦的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回答冉记者说，如果你想要跟进的话，请你等我明天把事情确凿掌握后，给你来电话，至于你的报道方式，我想你到时候也会有个结论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自己都不大明白为什么我要主动邀约他前来跟进报道。也许是我的潜意识里，早就判定了这件事当中的善恶，说善恶似乎是大了一点，不过我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媒体，把事情的真相揭露出来，做了错事的人，是理应受到惩罚的。
挂了电话后我就直接关机了，一路回家简单洗洗后就睡觉了，彩姐看我好像心情不怎么好的样子，于是问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我摇摇头，然后告诉她，明天我和胡宗仁还得继续忙，至少还有明天一天，有可能我们会很性情地去做一些事，但是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这么做。彩姐对于我工作上的事一向只知道个大概，毕竟我们在这方面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她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最大程度上的理解和支持，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所以当我这么跟她说的时候，她并没有去深究我到底在说什么事，而只是淡淡地告诉我，只要你觉得这么做是对的，那你就放开手脚去做吧，我相信的是你这个人，而非你做事的方式。我知道你是有你自己的态度的，这么多年了，你什么时候变过。
说完彩姐就关上了灯，然后侧身抱着我，好像没事一样自己睡觉了。而我反倒因为她这番话，弄得有些感怀，在床上待了很长时间才睡着。
第二天一早起床后，我打开了电话，发现胡宗仁给我发了条信息，信息的内容一百来字至少有一大半是脏话在骂我，估计是因为我关机后他打给我找不着人才这么做的。我给胡宗仁回了电话，他问我什么时候过去，因为老冯是把那个男人的电话给我的，胡宗仁并不知道。我对胡宗仁说，要不这样吧，我先给那个男人打了电话再说，看看他目前在什么位置，如果在你那边儿的话我就过来接你，在我这边儿的话你就打车到我这儿来。我住在江北，胡宗仁住在南岸，我们俩之间隔着两条江，所以一般我们都会这么约。
吃完早饭后我走到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给那个男人打了电话。我之前想过要用什么样的法子才能够确保把这个男人给约出来。发生了之前的那些事，我相信他会变得谨慎一些，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冒充警察才能够做到了。这早已不是我们第一次冒充警察，虽然我也知道这是违法的行为，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还是得这么做。
给男人打电话，说我是某某区支队的警员，之前你的那个案子，我们这边有了点新的线索，需要你再来说明一下情况。虽然从电话里听得出他并不是很情愿，但是没办法啊，他就算再怎么厉害也不敢跟官府对着干吧。他问我，是不是到队里来，我说不用了，为了不让你有那种紧张的感觉，我们还是约在茶楼吧。我问他，你最近是否有搬家？他说，是的，你们在监视我吗？其实我只是用这样问话的方式，诈出他目前所在的位置罢了，而如此一来，我甚至还知道他因为当初的那件事，选择了搬家。于是我“哼哼”一声说，早就跟你说过了，你的电话住址发生改变的话，必须要让我们知道，三年以后你才不用跟我们汇报。
男人不说话了，隔了一会儿才告诉我，他住在江北区鲤鱼池附近，目前是租的房子。我说好，既然隔得不远，那咱们就约到上午10点半，在鲤鱼池附近的茶楼见吧，我说我会先去订个座位，然后给你打电话。挂掉电话后我看了下时间，距离10点半大约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所以我给胡宗仁打去电话，说了让他赶到鲤鱼池来，我在那儿找个茶馆等他们。
鲤鱼池离我家非常近，近到我甚至不用开车。不过我也没有招摇到穿上我那身假的警服，而是慢吞吞地收拾了一下，我就出了门。这一带我太熟了，从小就在这里长大，道路变宽了不少，街边的那些街坊散的散死的死，早年认识的，现在也都成了退休的老大爷老太太。这附近的茶馆我也是常常光顾的人，作为以前的老厂区来说，在这里谈事情，简直太合我意了。找了一家我算是常客的茶馆，老板和我认识，也知道我是干嘛的。我告诉老板我们待会儿要谈点业务上的事，不方便让其他人听到，所以你给我们找一个角落点的包房吧。老板立马会意，很快就把我带到了一个相对僻静的包房里，里头有一张机麻桌子，关上门后几乎听不到外头的声音。他问我喝什么茶，我说你先给我弄杯水，等待会儿人到了以后，我再点。
随后我就给那个男人打了电话，鲤鱼池一带是属于我爹妈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