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94年由桓武天皇迁都至此，并以“平安”命名，寓意着和平、安定和繁荣。
这座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受到了中国古代长安城的影响，被认为是模仿了中国唐朝的京城。
其建筑群呈长方形排列，朱雀路作为轴心贯穿南北，城市被划分为左右两京，即长安和洛阳，中间是皇宫，周围是居民区和商业区。
此外，平安京还借鉴了风水学的理念，选择了地势险要的地方作为都城，以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因此，京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模仿了唐朝的京城，而且在城市规划上也尽力做到了与中国古代都城相似的效果。
不过，因桓武朝的建都和征夷两大事业半途而废，京内有的地方只修整了区划而来完成罗城等处的建设。
右京（长安）又是池沼星罗棋布的低洼地带，呈现一片“人家渐稀，几近幽墟，人去无回，屋坏不修”的景象。
因此，人家大都集中在左京（洛阳）四条以北的高岗干燥地带。
院政时期，又以流经左京极大路东面的鸭川以东白河为中心，建造了很多寺院和离宫，使得左京更加繁荣，因而倭国人总喜爱称京都为“洛阳”、“洛城”、“洛都”。
倭国的战国时期，那些大名带兵攻入京都被称为“上洛”。
李献忠这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一次“上洛”。
由于战争的关系，此时的京都城内显得有些凌乱，街道上满目疮痍。
不过倭国天皇所在的京都御所依旧完好。
这里也成为了京都最后一个没有向华夏投降的地方。
无论是效忠于天皇的保皇势力还是依旧效忠于德川幕府的武士，此时都聚集在了东边的建春门。
尽管许多人此时已经是衣甲不整了，不过他们仍然手持着倭刀同铁炮，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在这群残兵败将的身前则是一群手持棍棒的和尚。
倭国的僧侣与华夏不同，他们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战国时代，许多寺庙都是拥有僧兵的，僧侣同藩国的大名都是有合作的，甚至可以将寺庙看做是一股政治势力。
毕竟倭国的政府远不如华夏的中央政权，无法将佛教去政治化，只能任由这些僧侣做大。
也正是因为倭国僧侣的地位特殊，所以李献忠才命令华夏军不要轻易的杀害倭国僧侣以免引起倭人更多的反抗。
此时这群僧兵居然不知天高地厚的阻止华夏军进入京都御所，这就属于毛楞里点灯——找死（屎）了！
华夏军给了他们一柱香的时间，如果一柱香之后，这些人不向华夏军投降，那么李献忠就直接令人炮轰京都御所。
不过面对华夏人的最后通牒，这些倭人并没有退缩。
这群倭国武士僧兵的背后又出现了一些敲击木鱼打坐念经的僧侣，看来他们是准备死磕到底了！
华夏的士兵也毫不客气，他们在朝天放铳之后，就要点燃火炮的引信了。
此时这些倭国武士已经汗流浃背了，也只有靠着那些僧侣诵出的经文来支撑自己的意志。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头戴立缨冠，穿着黄栌染御袍的人出现在了建春门。
那些武士同僧侣见到了这个人后，赶紧行礼。
而后那些武士更是用自己的身躯挡在了这人的面前。
这个人看上去不过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过其身份肯定不一般，华夏的士兵也没有贸然开火。
虽然江户时代的天皇已经完全沦为了幕府将军手中的傀儡，不过在倭国的民间天皇还是至高无上的。
这个年轻人正是倭国菊花王朝的第109代天皇，明正天皇。
明正天皇生于公元1624年，真名叫兴子，没做天皇之前叫兴子皇女，或兴子内亲王（天皇的女儿封内亲王，儿子封亲王）。
父亲是菊花王朝第108代后水尾天皇，母亲是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女儿德川和子。
换言之，明正天皇是幕府将军德川家光的外甥女，而且她还是一位女天皇。
倭国早前母系的地位比较高，故而早期也出现过6位女天皇，不过这已经是800多年前的事了。
明正天皇是800多年来倭国出现的又一位女天皇。
明正天皇继承皇位后，在母亲皇太后德川和子的养育下成长，虽然没有半点实权，但她跟母亲与德川幕府有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所以得到了德川幕府的优待，总算是衣食无忧。
此时明正天皇挥了挥手，示意身前的倭国武士让开。
他缓缓的向着远处的华夏军走去，用她那不是那么流利的汉语说道：“我要面见你们华夏的皇帝！”
明正天皇在京都万福寺的高僧慧广禅师以及两个侍女的陪同下，被带到了李献忠的面前。
明正天皇对李献忠鞠了一躬，说道：“兴子可以让京都御所的武士投降，还请陛下不要破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