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于朝中的立场，袁恕己、桓彦范是立于旧唐、李氏皇族一侧之人；杨再思则相反，是为以武后为至尊，而以张氏兄弟所行之事为纲之人。
而贾敬言，则是明堂内至为与众不同之一人，他既对旧唐、皇李并无过多眷恋，又同对张氏兄弟无效忠之意，他官场半生，若要言仰仗过何人，唯有当今圣人——前朝武后一人，故而言贾敬言之立场，不如言他独效忠于武后。
因此，他此刻出现在张氏兄弟二人的府上，并不为此二人将自己召来，而是因此二人为武后至为信任、重用之人，才不计立场之嫌，未情未愿地前来。
且在张氏兄弟开口说明此番召集的缘由，贾敬言就对自己于此事的态度颇为开门见山，“倘若二位上官于朝中并无过多举动，则当下未必至此数十同僚先后于二位上官行这般弹劾之事。”
“吾二人受陛下之命，辅佐太子监国，难免多有使人不满之处，而落人于口实，既得了口实，自有谣谗生出，有了谣谗，又何尝无人附和，故而吾与阿兄，这才为人弹劾，实属无妄之灾。”
张昌宗心想眼下之事自是要二人相助，不如先行一步将二人为众多朝臣所弹劾一事定下性，将其称为“无妄之灾”，是为“谣谗”。
如此一来，如何也不得将本与弹劾一事相联不大的二人，先一步推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境地，而是设身处地为自己与阿兄张易之出谋划策。
他未曾想的是，贾敬言听罢他此一句，笑而抱拳，神情之中多有玄妙，“有常言道，一人成谣，依他人见，是为此一人于他人结仇；三人成谣，依他人见，是为此一众于他人有怨；五人成谣，则他人亦得转念考量，究竟是其言为谣，还是其中另有一番隐情；而十数、数十人‘成谣’，他人观来，所谓谣谗究竟为此十数、数十人所造，还是谣谗并非为谣谗，而为真哉？”
此言所指，是已再清楚不过，张氏兄弟二人如何也不得从其中找出丝毫贾敬言所言，并非世中事实的根据，故而无法从他所言之中，摘取于己方二人所谓“不敬”“造越”的部分，以来责难贾敬言。
但反驳终还是要有，“贾司刑此言，倒不失偏颇，只不过于世中，确是这番道理，然入了朝中，所谓一人、三人、五人之论，置于朝中而论，便未必如此，明堂之内又有几回不是由那一人、三人、五人，最终才将事情定下，由此如何可言此一人、三人、五人于他人不曾认同之时，所进只言、所行之事皆为‘于他人结仇’‘于他人有怒’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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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昌宗将贾敬言言语之中的双方调换，似自己张氏兄弟二人一方，才是为人说于朝中散布谣谗之人，而弹劾自己一方之一众朝臣，反倒成了以造谣谗而去反驳谣谗之人。
贾敬言抬眼与张昌宗对视片刻，似于这番言语有许多欲反驳之处，却在此一眼对视后，再对此事未发一言，只是叉手道，“既如此，二位上官受陛下青睐、信任，许是已将这番言语与陛下相告，不知陛下可另作他命否？”
“此一项确如贾司刑所言，方才亦已言过一番，眼下将贾司刑与杨内史令二人请来府中，是为明日朝堂之上将行之那番对质，暂先商讨商讨。”
“明日之对质……”贾敬言复述了一句，再转向杨再思，“杨公以为如何？”
杨再思从来对张易之、张昌宗所言惟命是从，生怕因怠慢了他二人，而后招致已然年迈之武后责难。
太子立，已过去十余年，而就算至武后这般风烛残年之时，也仅仅将太子立为监国，而再设两名宠臣，名义上是为辅佐太子，实则是将此二人设为自己不便往朝中来时之耳目。
杨再思将这番道理看得清楚，甚至默认眼下大周朝，至武后百年之后那一日，恐宫内又将生与当年玄武门之变类同之事，而此一回的胜者，注定是于一众武氏之人甚为交好、又颇有利益往来的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
张氏兄弟为外姓，自然无法继承大统，武氏则大有不同，乃是当今把持皇位之武后亲族，于内于外，终较为她亲命将其剿杀屠戮殆尽之李唐皇族，要更为“名正言顺。”
与其说杨再思在认可张氏兄弟，倒不如说，在将来大有机会发生的血腥宫斗中，杨再思站在无论人数还是亲疏上，都更为占优的武后与武氏一族之上。
“在下倒以为，虽当下诸多同僚于朝堂之上，行颇多弹劾，不过终究未能涉及其实质——这许多弹劾，其中又有多少为真，又有多少为假，终是并无太多人证、物证，得以将弹劾一事圆为他一众所述那般。”
“故而杨某以为，既陛下授命，令二位上官于朝堂之上，与群臣对质，且陛下本尊都将出面，则如此思来，陛下对此亦是有许多疑惑，故而以双方举证对质来将事实补完。”
“杨内史令知陛下至甚！”张昌宗此一句，确是发自内心，无论如何，他与张易之都是亲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