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作燕王时，在宛平县私建田庄，称为王庄，用以筹集培植亲军的饷粮，即皇帝位后，改王庄为皇庄，这是明朝皇帝直接掠夺土地之始。
宪宗时，没收太监曹吉祥之地为宫中庄地，也称为皇庄，以后皇庄越来越多。
藩王、权贵也纷纷效尤，他们用向皇帝“请乞”、“奏求”等方式求得“钦赐”，于是就以官荒无主之地为名，无所顾忌地圈占民田。
宗室、勋贵之后也把其他方式获得的土地挂在庄田里，因为就可以被当做永业田，而不用向朝廷缴纳租税。
当然，这样的结果也导致地方官府可以征缴赋役的田地越来越少，加重了百姓负担，再最后不得不选择卖出自己的田地，而这些田地进入权贵手中也摇身一变成为庄田，如此恶性循环。
原本在朱元璋的设想中，他赏赐的庄田其实是牧马草场或是河滩废地，定下这个制度是想着让他的子孙后代，自己去开垦荒田。
这样既能保证自己的生活，又能保证国家的田地数目增长。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因为宗室、勋贵名下的田地不用交税，朱家子孙和勋贵开始疯狂的进行土地兼并。
嘉靖时期，因为宗室人口急速膨胀，田地快速减少以及官员贪腐造成财政支出大增，国家财政出现长期，大额的亏空，几乎耗光以前数代明朝皇帝积攒起来的老库。
到了现在，已经让朝廷中的高官不得不把眼睛盯向宗室及勋贵手里的庄田，希望能借此增加财政收入，弥补亏空。
魏广德不知道刘世曾的奏疏背后，是否有户部的影子，但在他看来应该不是孤立事件。
而这个时候，马森和李春芳、陈以勤等人已经开始发言讨论起来。
其中比较一致的意见还是，对于勋贵和戚畹，应该按照爵位或者庄田来源定下一定数额，数额内依旧属于庄田，也就是不征税，而超出部分自然要想朝廷缴税。
至于宗支已绝及失爵者，田地应该夺之，奸民影射者，徵租入官，但先世丘墓尚在应量留数顷，以资祀祭。
大方向都没有意见，但是在具体该留多少数额上，还有争议。
勋贵田地大多认为只该留百顷即可，因为他们本来还从朝廷支取禄米。
到了这里，其实又牵扯到洪武时期留下来的糊涂账。
明初的时候，朱元璋定下禄田制度，也就是把官田发给宗室、勋贵及官员，以田地收成抵禄米。
但这一制度执行十余年后又被废除，但废除却很不彻底，因为一部分禄田被追回，但一部分禄田依旧保存下来。
庄田和禄田及禄米，就这样形成一个很难说得清楚的糊涂账。
实际上到嘉靖年间，夏言在《奉勃勘报皇庄及功臣国戚田土疏》中谈到宗室勋戚庄田时说，“今既官给之禄，奈何又与之田，是重出而过制矣”。
朝廷既给俸禄又赐庄田，是当时的现实，也一直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到底是追回还是什么，嘉靖皇帝一直也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嘉靖皇帝都不好下裁定，到了隆庆皇帝这里，自然更加不会出头。
百顷的数字，那就是万亩田地，其实对于勋戚来说，当然是足够他们吃喝了。
至于维持奢侈体面的生活当然不够，但他们的来钱路子多，田地租税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的收入还是来自盐引等灰色收入。
不过魏广德不打算在这个时候保持沉默，他得站出来帮勋贵争取一点利益。
现在的魏广德和勋贵府邸之间的来往明显增加，大家关系好。
虽然庄田收入在各家并非主力，但这件事上他要是选择一言不发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在其他六部尚书表达同意马森之言后，魏广德不等张居正、殷士谵表达意见就先一步说道：“马尚书百顷之数应酌情增加一些，都是为国朝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家族，朝廷理当优渥才是。”
在这样的会议室，内阁阁臣一般都会最后发表意见，魏广德在内阁排名最靠后，抢先发言也实属正常。
魏广德希望增加勋贵庄田数量，这个其实并不出其他人的意料，谁不知道他家和勋贵的关系。
其实，重臣之家和勋贵联姻的也不少，只是像魏广德这样，是和魏国公府和定国公府这样顶级勋贵有关系不多。
陈以勤、殷士谵都只是看了他一眼，而李春芳和张居正则没有丝毫变化。
在魏广德说话后，殷士谵和张居正都没有要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在等马森给出答复。
“不知魏阁老说的酌情，是指要增加多少数额？”
马森问道。
好吧，接旨入阁后，别的官员见到魏广德和殷士谵都改了称呼，见面都喊阁老，搞的才三十的魏广德很是适应了几天。
“马大人，百顷之数是户部商议的数字吗？”
魏广德倒没有马上回答，而是问起来。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