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办法就是斩断各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接到了命令就必须给出严格的说法，然后按照你的说法监督你执行，谁也不许消极应对。
换种说法，就是通过标准的文件格式来明确责任，量化任务，既便于督促，也便于考核。
第四条的核名实，国家真正需要的是那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靠名气判断人才的方法，会造成那些踏实做事的人得不到晋升，相反那些夸夸其谈的我，往往能升官。
长此以往，大家都不愿意做事，办事效率低下。
对于任满一定年限的官员，要进行精准考核，综合其各方面的政绩，按照“称职”、“平常”、“不称职”的等次，调整职位，奖罚名爵。
在这其中，张居正尤其提到佐贰官的升迁，九年考满的官员，说明能力很强，就应该给予在本部升迁，而不是衙门之间相互调动。
第五条固邦本，其实就是解决财政窘迫之道。
财政是国之基石，老百姓的经济状况和合理的税制，又是国家财政的基础。
嘉靖朝的后十多年严嵩把持朝政，疯狂贪腐，嘉靖皇帝潜心修道，不问政事，民穷财尽。
地方豪强兼并田地，将赋税负担转嫁给底层民众，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
张居正希望抑制豪强，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主张厉行节约，崇尚简朴，以民为本。
当然，每次看到这条时，魏广德的目光都会在那段所谓的名句“攘外必先安内”上盘桓片刻，不过这次，魏广德虽没有移开目光，却是直接闭上眼睛。
这条最后几句话，魏广德似乎闻出了一丝血腥味。
隆庆元年时，因为国用不足，都察院派遣大批御史赴各地分道督赋，也就是催收各地赋役。
而张居正已经知道，这样做的结果，“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何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国家之元气乎”。
“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俗侈糜，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
魏广德猛的睁开眼，眼睛不由得盯住其中一段。
“偏累小民。”
魏广德似乎已经觉察到，张居正在写这一事时，或许他对弥补朝廷亏空一事的目光，已经从“小民”身上移开，“穷困之民”何必索之。
张居正在这里，把大明社会区别成三类，官、民和小民。
其中各自指代非常清楚，魏广德自然一看便知。
只不过他也很狐疑，张居正这是打算把“生财之道”打到“官民”身上了吗？
他打算怎么收？
正篇奏疏里，都没有丝毫提及，为此魏广德还重新把奏疏翻了一遍。
他之所以如此重视此事，根本原因还在于他除了一点来自后世的见识外，并不比张居正、陈以勤等人聪明多少。
既然没有经天纬地之才，魏广德也就不打算去充这头大象。
如果自己入阁，该入阁执政？
像张居正那样，把自己搞死，他当然不愿意。
可是，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因此给张居正任何机会治罪。
张居正执政时期，他可以说权侵朝野，即便是皇帝都要听他的。
在魏广德印象里，据说因为皇帝字处理朝政上和他意见有些相佐或是有点迟疑，他张居正就敢给皇帝脸色，让皇帝不得不屈服。
要是自己有什么把柄被张居正抓到，他会不会威逼皇帝拿下自己？
所以，要避免这样的事儿发生，他就必须提前知道他的想法，尽量避免犯这些事儿，不给他丝毫机会。
自己，或者说自己身后的人，可就是他奏疏里的“官民”，换句话说，张居正为朝廷生财之道，就着落在自己和身旁人身上了。
到这个时候，魏广德总算明白自己一开始看张居正《陈六事疏》总感觉怪怪的，现在终于知道源头在哪儿了。
“像魏忠贤那样收商税？”
魏广德不自觉嘴里嘀咕道。
他记得后世把魏忠贤评价极低，根本原因就是魏忠贤为了给朝廷和自己捞银子，把目光转到商人身上，因为他就是穷人出身，自然知道老百姓已经榨不出油水来了，再压榨只会逼迫百姓造反。
他当然不希望有人造反，因为倒霉的就是他。
张居正貌似和魏忠贤看法相似啊。
只是不同的是，貌似现在商人的权势还没有大到可以插手朝堂的地步。
明末那会儿，商人和官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纠缠，根本就已经撕扯不开了。
据说江南、山西等地的官员，那个时候大多都是由商人出资支持举业，所以在他们入朝为官后，多受制于商人。
魏广德知道张居正主要功绩是“一条鞭法”和“考成法”，可“一条鞭法”貌似和张居正关系不大，早就有了。
而且，“一条鞭法”对“官民”其实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