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太喜欢这个汤若望。
可能他有点猎奇心理，见到这个从来没见过的洋人。
他经常亲切的称呼：“老爷爷。”
这对儒家王朝是少有的称呼，一个皇帝对臣子说老爷爷。
听起来就觉得不可思议。
直到康熙继位以后，汤若望等人为了回应他的状告，编写了《天学传概》一书。
就是这本书，让杨光先抓住了他“谋反”的证据，也引起了绝大多数中国官民的反感。
此书介绍了上帝耶稣的故事，指出中国人的先祖其实出自西方，就连孔孟之学也是信奉天主教以后的产物，整个人类都是天主教。
很明显，这样的言论没有把握好尺度，将中国数千年的经典写成西方的附庸。
这样的做法，不让皇帝起疑和反感都说不过去。
1664年，杨光先将自己对汤若望等人的意见写成《请诛邪教状》，上书礼部。
自此，朝廷开始明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将以汤若望为首的几十余名传教士及其家属逮捕入狱，并判处他们凌迟之刑。
不幸中的万幸，由于当时京师发生地震，朝廷大赦天下，汤若望逃过一劫。但这之后不到一年，汤若望就病逝于京师，永远地离开了。
汤若望被判刑一事，一方面有杨光先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他们编著的《天学传概》一书确实有很多言论是与当时中国的观念相冲突的。
是国人无法接受的，无疑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与愤怒。
他们妄图用几十年的传教撼动中国几千年的传承与信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从来就不信什么主。
也就是后世一群吃饱了撑的才会信主。
中国人只信那些能给自己吃饱肚子的人。
有个笑话是民国的。
一个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农村，他在这里任劳任怨了一辈子。
每天宣杨主，结果什么也没有捞到，只有两个信徒。
一个是傻子，另外一个是想借他的自行车买东西才答应做信徒。
除此之外，这些教在明朝时就被认为是邪教了。
自万历初年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到万历四十四年，已有三十多载。
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得益于利玛窦等人灵活而有针对性的传教方针和徐光启、李之藻等护教士大夫的支持和保护，来自大陆彼端的天主教在这东方古国逐渐站稳了脚跟。
和他们交游、学习的士大夫和王公贵族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像李贽、章潢这样的名士；身居九重之中的万历皇帝也逐渐认可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
尽管中国地区信徒的数量到1615年为止只有5000人，和同是新开辟教区、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相比还不值一提。
不过传教士们坚信，以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又有一群学识渊博的士大夫群体，假以时日，他们一定可以将基督的福音洒遍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每一个角落。
不过，从这些“番僧”踏上中华大地的那一刻起，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攻讦和猜疑就不曾停止过。
在某些天朝上国士民的眼中，这些来自未闻其名之国。
相貌古怪的洋人宣扬的教义和行为与他们奉为至尊的孔孟之道比简直就是异端邪说。
洋人宣扬的一夫一妻制是对中土香火相承思想的挑衅。
天主教堂允许男女一起礼拜是在散布淫乱之风。
参与修正历法是想煽惑民心，乱正统。
主张天主独一更是欲教导中国人不知有君、父！而一些传教士和教徒毁坏神像。
阻止民人祭拜祖宗和向地方寺庙捐款的过激行径更是让他们怒不可遏。
为了维护天朝的伦理纲常，防止“邪类”继续妖言惑众，这些道统维护者决定行动起来。
从著书立说，公开与传教士舌战，再到串联地方士人上书请求地方官惩治传教士，有激进者甚至煽动乡民冲击教堂。
根据当时传教士曾德昭（即后文的谢务禄，《大中国志》的作者）统计。
1616年前全中国发生的教案达五十多起，以省份划分则以与洋人打交道最深的广东为最。
不过这些教案多是口舌笔墨功夫，基本没有爆发流血冲突。
由于传教士上面有人加上万历皇帝的怠政，地方官员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最后多以和稀泥态度处理了事。
所以这些教案爆发没多久就归于沉寂，没有产生太大的风浪。
完事后传教士们还是如平常一样向民众传播福音，向士大夫们传授来自西洋的奇妙学问。
不过那些卫道士们并没有就此气馁，他们如潜伏在水中的鳄鱼一样，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将这些洋和尚们一口消灭，让天下回归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