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平白无故的让出浙江是不可能的。
老巢能给你吗。
让你们新学管理这里，还不得东林坏完了。
朝堂之上，骂战从上朝干到了下朝。
局面甚至连朱由检都掌控不住了。
甚至有大明党成员直接骂起了皇帝，说他不信任大臣，把文武百官分成两党。
朱由检听了也没生气。
因为自己也继承了原来的崇祯性格。
那就是不适合做一个领导者，适合做一名大检察长。
现崇祯的性格非常典型，堪称不合格领导人的样板。
这一切的原因崇祯的原生家庭不好，母亲早死，父亲不闻不问，哥哥是个混混，自个儿常常受阉党太监欺负，打小就缺乏安全感，对人有很强的戒备心，自卑又敏感。
儿时的特殊境遇，塑造了崇祯刻薄的性格。
崇祯轻易不相信别人，可要是谁做出了承诺，取得了他的信任，一旦日后没有履行，他就要你因为辜负他的信任付出惨重代价。
崇祯非常痛恨被欺骗，偏偏洞察力又很强。他常常抓住别人说话的漏洞，挑大庭广众的时刻将对方揭穿，一点面子和余地都不留，做事很绝。
崇祯对自己要求很高，非常勤政，这倒是没什么问题。可他偏把对自己的要求，也套在别人身上，总是用高标准要求大臣，搞得大臣们动辄得咎，不管怎么做都不满意。
崇祯极害怕被人指责。如果有什么事情办砸了，他绝对不会站出来说“我负领导责任”，而一定要把责任推给下面的大臣，让自己落得一身清白。
崇祯的这种性格，让他成为一个非常难伺候的领导。
他既要用你，却又不信任你，你不听他的话不行，但是听了他的话办砸了，又要给他背锅。
崇祯的领导风格，让朝廷上下弥漫着一股怠政、懒政的气氛，大臣们心照不宣：与其多做多错，不如不做不错。
因为做了是错，说了也是错。
明朝中后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官和皇权的斗争。
因为文官势力庞大，所以皇帝不得不培植宦官，与文官抗衡。
永乐之后所有皇帝里，除了嘉靖以极强的魄力和高超的手段，通过“大礼议事件”将文官集团压制得服服帖帖外，其他皇帝大多处于下风。
崇祯也不例外。
崇祯是个楞头小伙，对权术一窍不通，也不像清朝皇子们受过系统的教育。
上台之后，仅凭一腔热血，就把和文官对立的阉党扫得一干二净，让自己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面对女真人屡屡犯关，崇祯一度内心想议和，但又怕悠悠之口，于是偷偷找大臣和女真人谈条件，不料事情泄露，崇祯绝口否认自己知情，迅速杀掉大臣灭口。
臣下给皇帝当替罪羊，并不是稀奇的事，但皇帝也要适可而止，如果所有错误都让下属用生命去背锅，那就没人肯给你干活儿了。
但崇祯偏偏就缺乏驾驭管理的技术，取得功劳是自己决策有方，出了岔子就由大臣认罪，什么黑锅都由臣下去背，绝不肯承认自己有错。目睹袁崇焕被凌迟后，文官们的心算是寒透了。
1644年4月，李自成大军都已经把京师给围起来了，生死关头，崇祯想认怂，但不肯落个投降派的名声，想要大臣们主动提。他找来内阁首辅魏藻德，问应该怎么办。魏藻德知道皇帝的套路，一声不吭，不肯背锅，气得崇祯一把推倒龙椅。
崇祯死活都不肯承担责任，留下一句“群臣误我”，吊死去了。
三百多年过去了，崇祯式的管理风格从未退场。
当领导者让下属心灰意冷，其个人能力又不足以带领团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时，众叛亲离就成了必然到来的事。
崇祯不适合做领导者，倒是很适合做一名人民检察官。
朱由检对比了清朝清文宗咸丰皇帝。
知在同一处境的清文宗咸丰帝，就有本事让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地区：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自觉自愿为清朝捐款2000万两白银以上。
即使在石达开大破曾国藩的湖口之战当年，江西和安徽还向清朝捐款360万两白银。
为什么我说这是真正的自愿？
是因为咸丰帝拿出了“增加乡试名额”来和各省士绅交换。
每省捐款达10万两白银，增加一次性乡试中举名额1位；每个省捐款达30万，则永久性增加乡试中举名额1位。（每个省最多永久增加10名中举名额）
清朝凭借此政策，仅四川一省就捐款2090万两白银。
仅仅这一项，清朝在全国就获得了1.07亿两白银。
这不比加增三饷强得多？
再说了都末年了还在乎那些个名额干什么。
等到天下大定，再重新找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