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想要逮住机动能力强的燕军，以步兵为主的南军就必须在野地里进行迫近决战，那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正面宽度，否则人数太多根本铺不开，数十万人最少也需要十几里的战线。
而摊开战场宽度，就意味着左右两翼会有一翼被燕军精骑迂回突破，继而绕背威胁中军。
这么宽的战场，数十万人挤在一起，全都是临时召集在一起，以前从来没打过配合，甚至大部分战争经验极度匮乏的卫，在极端拉胯的通讯条件下，一旦被燕军精锐绕背，前面又攻不破燕军主力军阵，那就必然会发生崩溃。
真定、郑村坝全都是这么打的。
后来白沟河之战的时候，李景隆苦思冥想，想出了对策，那就是让松潘精骑等少数精锐骑兵，同样对燕军进行绕背，这就直接导致了白沟河之战鏖战到最艰苦时刻的时候，负责后方的大宁系元气大伤，不少中高层将领都重伤或阵亡，也正是因为大宁系咬牙挺住了，才让朱棣和朱高煦捅了李景隆的中军，继而取得了战役胜利。
一切战术转换家，看起来很简单不是？但在冷兵器时代，能够组织和协调一支数万人的部队在战场上脱离后方进行战术迂回穿插，那真的是顶级名将才能够做到的事情，而能执行的部队，也寥寥无几，必须有长年累月的配合和实战训练，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至于靖难后期，燕军的套路确实基本失效了。
这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随着战争进程的加速，大量的南军部队完成了大浪淘沙的过程，彼此之间配合程度提高了，或者说不会跟友军配合的，基本都自然淘汰了；第二个原因则是燕军从战略防御转向了战略进攻，后期都是燕军主动出击，南军处于防御状态，因此不需要太过宽大的正面来包围燕军（也没有那么多兵力进行两翼包围作战了），战线缩短的同时，也开始用车阵和火器部队来应对骑兵的迂回，防御效果很好。
无论是德州还是藁城、夹河，燕军的骑兵迂回都没讨到什么便宜，甚至好几次撞得头破血流，折损了多名大将。
到了建文四年淝河之战的时候，燕军猛将王真与白义、刘江各率精骑进行远距离机动，结果中了平安的圈套，援兵被南军死死地挡在外面，王真等人被重重围困，其人大呼“我义不死敌手”，自杀身亡。
王真的死亡，意味着燕军的战术对于铁了心缩龟壳里当王八的南军已经基本无效了，反而成了进去多少送多少，直接把包括朱棣在内的燕军全体将领信心都给打没了。
当时诸将都劝朱棣退兵，因为深入敌后后勤补给线随时可能被断，大军粮草马上告罄，而且现在野战也啃不动南军了，再不撤没准就要全军崩溃，是朱能按剑而起，说“汉高祖十战九败，最终却能夺得天下，而今我们连连得胜，岂能小有挫折便退兵而回，再向他人称臣”给硬劝回来的。
朱能向朱棣保证，一定能迭代战术想出破解办法，朱棣这才厉声叱责，诸将也都不敢再言。
后来朱能果然改了战术，靠着“火器+重步兵”正面硬碰硬击败了平安所部银牌军，又击败前来救援都督陈晖，这才有了后来的灵璧决战这也是为何燕军骑兵将领们明明都瞧不起火器，但真就没几个反对使用火器的缘故。
两字，真香！
五个字，谁用谁知道！
回溯历史，放眼当下，谁都知道想要打胜仗，卫所制肯定是不行了。
没了卫所制怎么办？
“故此，五军都督府暂拟决定更改国朝部分军制，在中枢建立京营三大营制度，在边疆设立挂印总兵官制度，内地则依旧保持卫所制不变。”
总兵官制度倒是没有出乎意料，因为这已经是默认的现行制度了。
宁夏总兵官宁远侯何福、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辽东总兵官保定侯孟善
在洪武朝时期，除了塞王们负责镇守边疆，老朱就经常派遣勋贵武臣去非塞王驻防的区域坐镇，而到了眼下的永乐朝时期，为了取代塞王守边的制度，也形成了各关键地区由镇守总兵官负责统筹军备的情况名义上总兵官是临时差遣，但实际上就是长期职务，统领整个地区内的所有卫所兵，纸面上规定的“平时兵将分离、战后散归卫所”在执行中已经被打破了。
故此，勋贵武臣们其实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京营三大营。
京营一旦组建，那就一定是所谓的禁军，是整个明军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过去不是没有这个提议，但老朱怕如五代故事，又整出来一个“点检作天子”的事情来，是不允许组建类似五代殿前司这种性质的京营的。
但京师周围的好几十个卫，确实有一点跟其他卫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共用训练场地。
《大明会典》载“国朝京营之制，主训练在京官军……国初立大小教场，以练五军（非五军营，指的是五军都督府下属）将士。”
但也仅此而已了。
而一直到建文四年，燕军大军南下的时候，建文帝还只是让魏国公徐辉祖领京师诸卫援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