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集注》是朱熹钻研一生构建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因此，朱熹反复强调掌握了《四书集注》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事实上，朱熹的《四书集注》当然是一部相当厉害的作品，但要是说这就是儒学的唯一解释，那也是扯淡，至于他的弟子吹嘘的“故愚谓《朱子语类》与《四书》异者，当以《朱子语类》为正，而论难往复，《四书》所未及者，当以《朱子语类》为助”，更是纯纯的往朱熹脸上贴金。
给六经做注，毫无疑问是比给四书做注，工作量更大，也更加煊赫荣耀的事情。
四书尚且可以一个人穷其一生来做，但六经这种体量，涉及到考据、对比、研究，就跟修《永乐大典》是一个概念，没有国家出大钱，组织大量的人力进行，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个人，或是一个书院来做这件事，想都不要想。
而参与这件事，哪怕是挂个名，那都是跟修《资治通鉴》在编撰组上留名是一个概念。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根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道理了。”姜星火趁热打铁道，“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做学问，不找主要的骨头，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
曹端有所触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种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道：“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春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著书谨祸乱、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子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
“可是，要从何处立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