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战争初期，虚弱不堪的突厥人，是没办法、也没本钱跟多年来一直隔岸观火、养精蓄锐的波斯人正面抗衡的。
从李江遥的角度看，波斯军队的真实水准，即便不如强盛时期的突厥兵马，但是应该也相差不太多。否则，他们恐怕早就被阿史那支斤先一步干掉了，绝不可能消消停停地跟西大陆霸主做了那么久的邻居。
更何况，在西疆平叛的八年时间里，镇疆军曾向波斯购买了大量的武器和甲胄，波斯的军事装备属于什么档次，李江遥再清楚不过。
刀枪锋利、盔甲精良，战马也都是名种神驹，只要波斯人打仗不是特别拉胯，完全能够称得上是精锐之师，足堪比肩突厥帝国和圣唐皇朝。
像这样的力量，又隐忍多年，当然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因此，摆在突厥人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味蛮干，坐等亡国灭族的悲惨结局；要么，扬长避短，用自己最熟悉的作战方式应对入侵，拖延局势，直至转机来临。
而所谓最熟悉的作战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突厥军队来去如风的运动战。
放弃对国土的依存，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哪怕牺牲大片的土地和人口，也要优先保存宝贵战力，然后再利用骑兵的高机动性，在广阔疆界中与敌人游走缠斗，甚至是把战火引入波斯境内，烧杀劫掠、以战养战，无所不用其极。
唯有如此，才有希望。
李江遥相信，即便赫思佳想不到这一点，坦利、格玛、云千雪他们也一定能想到。而西疆鬼漠边境地区忽然出现大批突厥难民，也恰恰是这种游击战略的一个佐证或前兆。
让民众先躲到镇疆军的地盘上，暂时得以安身保存，不至于全被波斯人屠杀或掠走，这样一来，那些留在帝国故土的突厥军队就可以彻底放开手脚，一边实施坚壁清野，一边游走抵抗、四面出击。
不过，策略虽然没错，但由于双方力量太过悬殊，突厥人肯定免不了要付出巨大的损失，才有机会稳住整个战局。
这个损失，既包括了军队的伤亡，也包括了国土和资源的沦丧，更代表着突厥的帝国荣耀，将遭遇血洗和蒙尘。
而让李江遥更担心的，是接下来西疆的安危。
波斯的意志，显然不仅仅是征服突厥那么简单。经年累月的战祸，同样已经把圣唐拖得很惨，不论对任何一方来说，这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想象一下，若是能同时击败东西两个大陆上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这该是何等的丰功伟绩？
而如果要进攻圣唐，那么西疆鬼漠势必又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跳板。换句话说，作为圣唐的边境安全屏障，西疆也必须担负起阻止外敌入侵的重任。
李江遥反复翻看情报司西大陆分部汇总回来的各项资料，认真比较波斯军队与突厥军队的差异，并试图从中分析出对方的战争能力和优劣特点。
这个昔日的盟友伙伴，如今变成了潜在的威胁和对手，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特殊感觉，就仿佛一层薄薄的纱幔，被逐渐掀启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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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突厥帝国不同，波斯的国家政治体系，更接近圣唐皇朝的组织形式，同样是以职业官僚群体为核心基础，层级分明、运转成熟。
内阁、枢密院、元老会，三大机构围绕着波斯皇帝，分别掌管民政权、军政权和财政权。而在地方上，则是以省长为支柱，再向下发散市、镇两级治理层次，恰好与圣唐的州、府、县类似对应。
另外，波斯帝国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地方，那就是政教合一的体制属性。波斯皇帝，沙普尔三世，他既是帝国最高的皇权君主，同时也是波斯国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教宗。
沙普尔在波斯的地位，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皇帝君王而言会更加稳固，正因为他不仅是世俗统治者，而且还是波斯人精神信仰的代表。
这种情况也就导致另外一种特别的现象：波斯军队的使命通常有两个。一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战，一是为了神的意志而战。二者既有统一之处，又存在一定的区别，且完全由波斯皇帝沙普尔来认定。或者说，最终解释权只在沙普尔三世的手上。
皇帝沙普尔说这场仗是为了保家卫国，那就是护国之战；教宗沙普尔说这一战是遵行神的旨意，那就是护教之战。
波斯军队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变迁，也逐渐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一个是国家军队，即常备军，另一个则是宗教军队，对外称为教团或教军。
时至今日，波斯军队仍旧是两者并行。常备军的规模大概在三十万至三十五万人之间，由枢密院负责指挥；教军的兵力相对较少，目前约有十万人左右。不过，相比官方常备军的征募效率，波斯人被教会感召入伍的积极性和速度，则显得更加厉害。
据情报司预计，只要教宗传下神旨，转眼就能有二三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