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阿合马的人，指斥刘秉忠策略失当，不应守战，而应野战。
现在元朝的政局态势很明显，皇帝忽必烈独掌军权，中书左宰相伯颜执掌相权，阿合马理财，汉人太保刘秉忠并无实权，御前听用的谋士而已。
问题是他近着御前，忽必烈很多事情都问他，听了他的话，阿合马对此严重不满。
阿合马颇具才干，他实行盐、铁官营和专卖，这对解决元初财政困难起了重大作用。他还严格检查各地衙门的钱粮收支情况，查其欺隐，追征了大量积欠，收归国库（注1）。汉臣王文统死后，阿合马继续推行王文统首倡的纸币制度，促进了商业发展和理财活动，增加了朝廷收入。
在阿合马看来，刘秉忠推行的“稳守反击”之策完全错误，元军以汉军守城，消耗掉明军进攻态势，再由蒙军转入进攻这种策略大有问题。
战争打的是钱粮，从大都及各地运送粮秣物资到黄河北岸前线，耗费巨大，这种完全是汉人的打法不合适本朝。
如果战事有利，阿合马也就算了，问题是钱粮用去，战场上拉胯，忽必烈还在不断地向后方要钱要粮，需索无度，阿合马无法忍受。
他管钱粮，供应不上，影响到军事，忽必烈会杀他的头！
同时，战争期间优先军事，阿合马想贪钱不容易，贪得多影响前线，忽必烈一样不会容忍。
阿合马自然不敢反忽必烈，就指使卢世荣出来与刘秉忠打对台，弹劾刘秉忠策略失当。
刘秉忠这人独得圣心，忽必烈几乎对他言听计从，众人妒忌，但刘秉忠聪明，理论滔滔，逻辑严密，想把他搞下台不容易。
因此来“文人相轻”，以文章来对文章，试图说服忽必烈。
在卢世荣的奏折中，他考古论今，认为参考匈奴留给后世北方游牧民族的最深教训是：和汉人军队作战，切忌不能在草原上筑城。
这一经验，成为后世北方草原所有游牧民族的“祖训”。
筑城就意味着定居，这样会让汉军找到目标，如此战场就从大跨度的机动作战变成了正常状态下的两军对垒。像这种正面交锋的战争模式，游牧民族基本没有一合之敌，连打成拉锯战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呢，北方游牧民族遇到汉人精锐武装，尽量不要阵地战，否则必败无疑。
卢世荣引用了《旧唐书》上的记载：“……会李世绩引唐兵至，尘埃涨天，大度设惧，将其众自赤柯泺北走，世绩选摩下及突厥精骑六千自直道邀之，逾白道川，追及于青山。大度设走累日，至诺真水，勒兵还战，陈亘十里。“
“使五人为伍，一人执马，四人下马前战，战胜则授以马追奔”。
这事儿的起因是公元614年，由于东突厥的灭亡，北方草原上的薛延陀部趁势坐大，开始不断攻灭兼并草原上的其它部落，结果与唐朝爆发了战争。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命令儿子大度设率三万名骑兵进逼长城，遭到李积则率领的唐军拦截。
李积就是隋唐英雄传中“徐茂功”的原型，战场上打出来的名声，有鬼神莫测之能，大度设自知不敌于是向北撤退，同时不断收拢沿途的部众。兵力达到五万人。
明知敌人人多势众，一身是胆的李积亲自率领麾下唐军精锐骑兵+部分突厥兵共计六千人抄近路拦截，在大青山追上了敌军，双方会战。
大度设的战阵横亘十里地，薛延陀军队的战术，和历史上的其它游牧民族不同，他们的战术是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负责看管马匹的仆从，剩下四个人是战士，他们下马使用弓箭作战，战胜就骑马追击，局势不利就立刻骑马撤退。
初时唐军作战不利，面对几万人的密集箭雨，冲锋的唐军骑兵一时人仰马翻，防护较轻的战马纷纷被射死，没有被射杀的骑兵也纷纷滚落马下。按照常规理解，唐军的第一波冲锋显然是失败了。
然而令薛延陀大军感到诧异的是。战场上残存的唐军尽管失去战马，但他们爬起来之后没有溃散，而是迅速转换成了步兵方阵，盾牌手在前，手持长槊的唐军在后，向着薛延陀军队猛冲，结果大破之，薛延陀三千多人在战场被杀，五万人选择做了俘虏。
事实证明，这个草原上强横一时的薛延陀，其军队的肉搏战斗力，面对训练有素、久经战阵的汉军，完全是不够看！
因此，面对正常状态下的汉家军队，北方诸族应该明白自身最重要、要时刻确保绝对不能有失的倚仗，便是转进如风的机动优势。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以机动灵活的游牧作战模式诱敌深入，不断骚扰消磨汉军的锐气，待到汉军精疲力竭时，方才有得胜之机。
即使不是草原作战，亦有方法制约汉军，卢世荣给出的例子就是三十年前宋人“端平入洛”之败，宋将赵葵率六万宋军出黄河南岸，试图收复三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