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真正作出决定的是皇帝兼大汗忽必烈，若他认定史天泽有罪，哪怕刘秉忠舌绽莲花，亦不能挽救史天泽的悲惨命运。
对于史天泽手软或萌异志的问题，忽必烈了解汉人王朝历史，记起汉朝末年时官渡之战，曹操战胜袁绍，袁绍兵败逃跑，军营遗留不少东西，曹操将所得金宝缎匹，给赏军士。于图书中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
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
是啊，曹操有如此气度，我忽必烈岂会没有！
忽必烈心知肚明，现时南朝孟神通强盛，汉军之中肯定有人与之通，说不定包括了张柔、史天泽这些汉人高官。
别说孟神通强势，汉人世侯与他通，当初元朝益都总管、汉人世侯李璮叛乱被镇压，李璮兵败投大明湖不死，被俘，被史天泽斩于军前。
回朝后史天泽则以“擅杀自劾”，忽必烈虽未加罪责，但璮与汉地世侯们私下交通，他心里显然是十分清楚的。
史天泽明摆着就是怕若献俘阙下，忽必烈审问出一些什么来，所以史天泽斩了李璮，来个死无对证。
事实上，世侯中间走得最远的如济南张荣之子张邦直，已在宋兵呼应李璮从南线发动攻击时，献邳州城投降过宋朝，忽必烈遂借机削了他们的军权。与此同时忽必烈又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此来抑制诸侯的势力，因李璮之乱，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日渐加深。后来他分治四等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地位依次递减）的心结就在这儿。
忽必烈是蒙鞑中对汉人了解最透的人，知道他们有着非同寻常的力量，看看刘秉忠等杰出汉臣的表现、再看看张柔、史天泽等汉将过往显赫战绩，并不逊色于蒙臣蒙将，在一些方面犹有过之。
真要是那些汉臣私通南朝犯到他手里，忽必烈绝不会手软，此时将背主之徒明刑正法，其他汉臣不能说什么。
对于千户伊德尔夫举报史天泽私纵南军俘虏之事，忽必烈作出决定，让史天泽根据指控，明白回奏，待他的奏本呈报后，若忽必烈不满意，才派人查处。
且说史天泽接到汗廷天使送来的旨意后，吓出一身冷汗，马上召集心腹谋士和大将商量对策，赶快写本上奏，派了儿子史格到沧州向忽必烈请罪。
史天泽自劾治军不严之罪，请求皇帝重重责罚。
对于南军俘虏在军中传播流言之事，他抓了一些南军俘虏出来，将他们判处苦役，到石场做工。
其余俘虏则严格管理，杜绝他们与外人接触，若再有接触则严惩不贷。
但他没有杀任何的南军俘虏，即使在遭遇了伊德尔夫的严重指控，还是没有杀人，这招致一些蒙鞑的不满，宗王合必赤对忽必烈道：“大汗，史元帅只怕是汉人所言的‘骑墙派’哩，我们即使不把他拿下，我们也要他交个‘投名状’才好！”
忽必烈叹气道：“此一时，彼一时，目前形势更恶劣于李璮叛乱时期，但在无真凭实据之前，我不会对他们（汉人世侯）下手，若是轻易动手，来个‘莫须有’的罪名，只怕南朝会有借口，汉军中人人自危，这场仗就不用打了。“
政治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忽必烈治死一个史天泽不难，怕的是南朝借机生事，劝降其他的汉人世侯。
投降从来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主动投降会带来自己恶劣名声，若投降错了，将来遗臭万年。
所以投降者往往“既做婊子又立贞节”会造种种的借口来说明自己的迫不得已，其中“朝廷不信任我，逼反我”是一个常用借口。
现在不同于李璮叛乱时期，李璮造反前曾经和很多的世侯有所联络，满以为这些对蒙古统治同样心怀不满的军阀会响应他，结果却是应者寥寥。
他们虽然对蒙古人政权有很多不满，但是都基本相信蒙古人统治中原是大势所趋，把宋朝看作正统的观念也十分淡薄，对于李璮提出的反蒙归宋的旗号不感兴趣。像德州军民总管刘复亨直接把李璮的使者给杀了。太原总管李毅奴哥和达鲁花赤戴曲薛倒是响应了，“领李璮伪檄，传行旁郡”，但很快因所部忻州监州阿八赤等告发而被捕杀，根本没来得及采取什么军事行动。
而现在孟神通武力通神，所统领的南军军队强大，蒙古军队与之战，连战俱败，他已经具备了倾覆元朝的能力。
可以说，孟神通显达，发财了，就会“富在深山有远亲”，原本对于中原正统和汉族血统不感冒的汉人世侯，突然间觉得有多了一个选择。
而且孟之祥不仅军事达硬，政治攻势亦十分凌厉，他与天下人共治天下，民皆得其利，不杀功臣，臣将皆待遇丰厚，其政治信誉一流，说到做到，这么一来，难怪汉人世侯心萌异志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慎重，不仅不能轻易动手，还要做到至仁至义，以笼络为上，避免事态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