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些民夫都很卖力。
原因就是朝廷给了钱。
关键是，愿意卖力的民夫还不少，以至于完全可以轮班运输。
这里面的原因还是朝廷给了钱，导致许多民夫愿意来辛苦一趟。
毕竟这与徭役出力不同，徭役出力还要自备饭食，所以许多百姓会逃役，躲藏起来；而朝廷不但包吃住还给工钱，自然就使得许多百姓都跑了来要出力，哪怕宁肯让家里的农活适当推迟耽搁一些，也都不愿意错过这么一次挣钱的机会。
而如今的大明人口太多，无地百姓更是早已成为整个帝国人口的大多数，所以闲置劳动力是根本不缺的，自然只要朝廷给工钱，不打算白役使百姓，就不用担心却出力的百姓。
正因为此。
许多士绅的作坊工场也不得不开始对给自己干活的百姓开始给工钱，而不再只是包吃住，且被迫开始向雇佣制的生产方式转型，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只包吃住，或者干脆直接让其投附为奴仆。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都跟免徭役的政策真正得到了执行有关。
只有免徭役的政策真的得到了执行，闲置的劳动力才能去自由的寻找工作，进而自由的通过自己劳动赚取除农业生产外的收入。
而不管地方官僚和士绅是主动遵旨执行了免徭役的圣旨，还是受朱翊钧出宫西巡后做的一系列举措给逼得被动遵旨执行了免徭役的圣旨。
反正，徭役真的免了后，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就真的被解放了出来，而得以为自己增加收入，进而也给国家带来了更繁荣的经济。
许多百姓开始因此从农民变成工人，至少兼着工人的角色而成为农民工。
更多百姓从而有了自己劳动力也是需要被尊重需要被用货币等价交换的意识，而不再觉得自己的力气反正是可再生也就不值得去要钱。
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农民工的出现，对地主经济也可以说是在从根本上给予摧毁。
因为工人是不能自给自足的，他需要用劳动报酬去交易获得各种生活必需品，哪怕是农民工，只要还在外地务工也需要消费。
这也就让消费规模进一步壮大，商贩也就越来越多，商品经济也就进一步活跃。
地主士绅也不得不被逼着转型，从招佃户为主变成招工人为主，从多收粮食为主变成多收银子。
只是这个转变是朱翊钧这个皇帝和他的统治集团强行带起来的转变。
而不是这个社会从下而上的出现的。
因为在大明，除了沿海地区，大部分都是农民和地主。
所以，天下富贵之家，对闲置劳动力的使用也没有建立雇佣模式，要么是让其为奴变成使用佃仆工奴，要么是分成或者包吃住的长工短工模式，要么是由官府组织起来服役，总之很少有工钱一说。
而这里面，闲置劳动力主要是被官府组织起来服役。
毕竟地主因为土地有限所以能吸收的佃仆工奴与长工短工数量有限，大部分百姓也就一生都不会变成工人。
即便有人靠经商崛起，也很少有动力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增加工人数量，而更多的是在商业收入到达一定阶段后，也会购置田地变成地主，谁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太强大呢，只靠商业赚的钱实在有限，也不稳定，还不如购置田地，也当个地主，就算不能大富大贵也能自给自足。
所以，朱翊钧这个皇帝现在永免徭役不说，自己役使百姓也会给百姓工钱，简直是在挖地主经济的根，强行用国家力量来促使更多工人或者农民工出现。
但朱翊钧能够让大明朝廷有足够的财力强行用国家力量促使更多工人和农民工出现，是因为他的朝廷从海外夺取了不少财富回来。
否则，他哪里会有这么多钱洒？
乃至很是大方的说这次西巡一切由内帑承担，预先就准备了上千万两银元的内帑作为这次西巡的花费。
这与历史上中国古代王朝地主经济非常强大，且不容易被摧毁，是庞大的地主阶级靠不把本族子民当人使劲压榨得来的财富，让地主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非常牢固而难以转变的原因一样。
朱翊钧能够挖地主阶级的根，则是因为他让许多外夷承担了被使劲压榨，进而成为自己可以挖地主经济根的代价。
要不然，朱翊钧根本做不到在削减内部税收来源的同时还永免徭役，还在巡视天下时一再的把军民百姓当人看，进而疯狂撒钱，进而使已有千年稳固历史的地主经济这块坚冰开始被凿出更多裂缝。
在生产力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时候，任何改革，要想成功，都会有人承担改革的代价。
朱翊钧让外夷承担了自己改革的主要代价。
“如果这个社会必须要吃人才能长治久安，那把吃自己人变成吃外人也算是一种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