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子里不准讲话，不准唱歌，他妈的，我这一个新人，站出去就意味着站出去要接受重罚。至少要挂铁门，我那里敢站出去。
他喊了两声我没理他。
他大喊龚车，龚车也听见了，也不想理他。
在喊了几声之后，龚车站到风场去，拿眼睛望着他。
李教问“是谁唱的歌？你把人交出来。”
龚车说“我们号子没人谁唱歌，你听错了。”
李教说“老子的耳朵好得很，你不交人，你就站到号子门口等到。”
龚车没有理他。
过了一会儿，李教开了号子门，继续让龚车交人。
龚车说“不用交了，就是我自己唱的。”
李教把龚车带出去，掛在看守所的铁栅栏门上。
为这件事，我很羞愧，我做的不像个男人。
车哥下午被放了回来。回来后，他把他的手伸给我看，一只手腕已被挂破了皮。其实，手腕挂破皮是一件小事，关键是那样踮着脚，挂几个小时，很受罪。
龚车不但为我接过条，而且为很多人接过条。有一个下铺的犯子在钢筋网上传物品，被周黄皮看到了。隔的远，周黄皮也没看清是什么人，要龚车交人，龚车又把自己交了出去。
好在黄皮知道龚车这种人，没有深究。
龚车对他的案子及其不服，他认为起诉书的几起与他相关的案子，五起中有三起与事实相符，其它两起根本不存在。他认为其它两起是他们之中有人为了争取立功，在做供时没经过大脑随便说的。
还有关于他被定为黑社会成员，他更不服，他说，起诉中的20几个人，有好几个人他都认不到，这也算一个黑社会团伙吗？
判决下来后，他要我给他写上诉状。我拼命的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找条款，在他的口述中找证据。那份上诉状写完，我简直就可以成为一个律师了。
用了三天，我把上诉状交给他。他看了上诉状说“写的倒是可以，一般都是没用，花点大钱还可以，管他呢，反正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上诉，就这样吧。”
一段时间后，上诉判决下来，写上诉的人统统被维持原判。
龚车有件事做的不好，这件事就是跟管号干部猴b合作，在号子中深挖那些年轻幼稚小孩们的余罪。
有一个叫彭爱国的17岁的小孩，因盗窃一家小卖部而被关押，盗窃金额一千多元。刚好够判刑的边。
受猴b的指使，龚车对他采取了恐吓的办法，要他交待其他罪行。龚车的恐吓语言还算可以，还算实事求是格老子都讲出来，查出来掉得大，没有查不出来的，躲过了这次，躲不过一辈子。
彭爱国一个孤儿，挺照业，他竟然供了一笔，我给他做的记录，记录完了，我为他捏了一把汗。
他说某年某月某日，和某某一起盗窃了一家电脑室，十几台电脑被他们用车拖走。
十几台电脑，价值好几万。按刑法，他得再加十几年至无期的刑期。一个从小失去人情温暖的孩子，我真是不忍心。他有大错吗？如果社会和家庭能给他一定的温暖，他会靠盗窃谋生吗？
没几天，彭爱国调到了别的号子，我不知道他以后怎么样，但龚车做的这件事让我很不爽。
龚车坐过多次牢，每次坐牢都是在板上混，他讲到他在板上混的故事，令我羡慕不已。但讲起板上爱过的罪，我感到不可思议。
他说，他个头小，没环境，起板是靠拼命换来的。
他说，监狱里，那个地方没有道理可言。他一下队就闹事，主动找麻烦。见到不舒服的人就打，见到不舒服的干部就对抗。无论是跟谁斗，一个原则，拿命搞。特别是对待干部，不能动武，就用自伤自残来对待。
他指着他的头给我看，他的头上大大小小的伤心不计其数。他说，这些伤口有多半是在干部惩罚自己时，自己主动撞墙留下来的。撞墙就不要怕死，猛撞，撞得鲜血直流，撞得晕倒在地上，这样效果才是最好，这样干部看了就怕。虽然监狱死一个人不算什么，但多少对当事干部有一点影响，干部怕人死掉。话又说回来，干部哪里都是真正管事呢？都不是为了帮其他犯人树立威信，一般拼命撞一回墙，就基本上起板上了。
他说的我害怕，那种撞墙撞怕，三不知就要把自己撞死。在我的疑问中，他答道“记住这点，在劳改队，不起板就等于死了，自己撞不死还有机会起板。以后你会明白的。”
不过，不是所有的干部都吃这一套。龚车讲到他遇到的一个干部，不吃这一套时，只摇头，他说“他妈的，有一次遇到个干部，这个干部得很，也怪老子灾，他动手搞老子时，老子往墙上猛攻撞，这一下撞得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把老子撞倒了，头居然没流血，那个b干部把老子抓起来又搞，老子又撞。个那个墙像棉花做的，白粉被老子撞掉了一大片，脑壳一点事没有。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