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文教站的会计领来一个陌生人，说是省教委下来搞落榜高中毕业生情况调查的；要和张英才好好谈谈，会计将这人扔下，自己回去了。那人自称姓王，张英才见他年纪较大，就喊他王科长。王科长和他谈得很少，却老爱往教室和学生中钻，还逐个同余校长、邓有梅谈了话，张英才问起谈了些什么，他们都说只是拉拉家常。有一次王科长竟跑进明爱芬的房里，余校长发现得快，硬将他拉出来。第二天中午王科长不见人影，张英才以为他不辞而别，不料到天黑后又回了，说是下面垸里去看看风土人情。王科长最喜欢看学校升国旗、降国旗，每到这个时候，就拿着照像机按个不停，一点也不疼惜胶卷。
到了第三天下午，又逢星期六，王科长跟着孙四海的路队绕了一大圈，回来后才说了实话。王科长不是省教委的，而是省报高级记者，报社收到张英才的稿件后，非常激动，就派他下来核实。大家开始改口叫他王记者。王记者说，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那篇文章每一点都是真实的。还说那篇文章一个星期以内就可以见报，要发头版头条，还要配编者按和照片。
刚好王记者走后的第七天，县教委、宣传部的人在张英才的舅舅的陪同下，亲自将报纸送上山来，声称张英才和界岭小学为全县教育事业争了光，在省报这么显要的位置发这么大一篇文章是从未有过的。张英才接过报纸，发现文章不是发在头条位置，那个位置上是一篇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文章。界岭小学的文章排在这篇文章后面，编者按和照片倒是都有。
照片印得非常好。余校长抓着旗绳的大骨节的手，横吹笛子的邓有梅和孙四海，打着赤脚、披着余校长的破褂子、站在满地霜花中的志儿，趴在几块土砖搭起的木板上做作业的李子，以及围在桌边吃饭的一群小学生，这些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余校长看了照片直惋惜“要知道报纸上要登这些，说什么也得帮他们整理整理。”
县里来的人在山上呆了两天，走之前问有什么要求没有。余校长、邓有梅、孙四海都说希望能拨点钱，添置一些课桌课椅。最后问张英才，张英才呛呛地说“请领导发点善心，给几个转正指标，解决这些老民办教师的后顾之忧。”领导将这些话都记下才下山。
又过了十来天，邮递员给学校送来一只大麻袋，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信。是从全省各地寄来的，除了表示慰问敬佩和要求介绍经验外，还有二十多封信是说要和界岭小学一道开展手拉手活动。张英才不知道什么叫手拉手活动，余校长就解释，这是团中央一个什么基金会搞的，富裕地区的学校帮助贫困地区的学校的活动。这么多的学校都愿意帮助界岭小学，大家自然很高兴。当即决定分头写信，一人分了一大堆。
忽然，邓有梅叫道“这么多信，都写回信要几多邮票钱呀？”大家受到提醒，忙点了点数。一共是三百一十七封，需邮费六十三元四角整。四个人都傻了眼，呆了半天，余校长说“先将重要的挑五封出来回信，其余的以后再说。”大家一挑，挑出几封专门写给张英才的。
张英才一一拆开看，都是差不多的意思，称他有文才，将民办教师写活了，也有说他敢于为民请命，有良心和同情心的。只有一封信很特别，只有一句话速借故请假来我处一趟。开始还以为是姚燕写的，再看落款，方知是舅舅。他不敢再撤慌，舅舅说有事又不能不去，便想了个主意，写了个请假条，只写“因事请假一天”六个字，趁天没亮，余校长还未起床之际，塞进余校长的门缝里。
日上三竿时，张英才到了舅舅家。舅妈正蹲在门口刷牙，一只又肥又大的屁股将门堵得死死的，见人来也不挪出道缝。张英才只好等她刷完牙，进门时，见地上的白泡沫中有些血样，心里就骂了句话该。舅舅正在屋里洗女人的内衣，满手的肥皂泡。见了他，用手一指厨房“没吃早饭吧，还有两个馒头。”张英才也不谦让，自己进了厨房，一只大碗盛着两只肉包子和两只馒头。他懂得舅舅话里的意思，肉包子肯定是留给舅妈的，就用手移开上面的肉包子，拿出碗里的馒头，一手一个，捏着站到舅舅身边。望着他吃。张英才咽了一口问“什么事，这急的！”舅舅望了一下房门小声说“等忙完了再说。”于是，他知道这事得瞒着舅妈。舅妈从房里整整齐齐地出来，用纸包上肉包子，拿着就出门去了。他问“她这是去哪？”舅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