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后来同意我们的建议，保留了足够他未来生活和治病的资金。”

    这个修改，这个结果，并非我的意外，但李秘书还是惊讶地叫出声来“全部？捐赠？”

    林律师点头，平缓答道“对，捐赠。它不同于遗赠。捐赠就是不必等待立嘱人死亡，就可以立即执行。我们受凌信诚的委托，作为此项捐赠的执行人，已经开始着手和有关部门联系，办理相应的手续了。”

    韩律师冷冷的插话“当然，在捐赠之前，我们会按凌信诚的要求，给所有为他工作的人员，结清工资及相应的福利费用。凌信诚还要我们替几位为他工作时间较长的人，多支付一年的工资及福利，并且为他们办理终生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您姓李对吗，我想办理这三个险种的受益人当中，应该包括您的。”

    李秘书呆呆地，沉默下去。我知道，他这么关心信诚的下落，是因为信诚的下落与他自己的着落息息相关。现在信诚依然没有下落，但他自己的着落，却有了起码的落实。

    所以这时，只有我的话题还在执著于信诚的行踪，我问两位律师“既然你们被指定为遗嘱和捐赠的执行人，怎么会不知道委托人的下落呢。你们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那捐赠执行的情况，又怎么向他报告呢？如果他生病了，甚至，如果他不在了，你们怎么知道？”

    林律师答道“凌信诚说他会主动和我们联系。如果他不在了，或出什么事情，他的保姆会打电话通知我们。如果我们超过半年没有接到他和保姆打来的任何电话，就说明他已经不在了，可以按他死亡处理后事。”

    我和李秘书一样，也沉默了下来，再也提不出新的问题。

    我们走出了中亚律师事务所，走出了那座写字楼。这里是北京的金融街，这里高楼林立，人流拥挤。宽阔的西二环路上车水马龙，恣意张扬着都市的繁华与生机，而身边匆匆行走的每个路人，脸上却无不挂着彼此无视的刻板与漠然。在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地方，每一个停顿的脚步，每一句短促的交谈，想必都关乎金钱，关乎生意。

    也包括我们刚刚和律师谈到的事情，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份遗嘱。

    所谓遗嘱，无非是对财产的一种安排，讲的也是金钱，而非情感。在我们所处的这座城市，情感是一种少见的奢侈，在这里生活的大多数人，都不把情感当作生活必需。

    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不再沉沦于对物质生存的终日焦虑，他才可以去寻找和享受情感。他才可以让情感这样一个高尚的东西，远离金钱而保持纯洁。尽管有时，像凌信诚这样衣食无忧的人也同样畏惧情感，因为情感有时也像秀水街的名牌一样，材料与做工，完全可以乱真，但，不是真的。

    假名牌固然廉价，也还是要花钱买的，不然姜帆就不会信奉那样一个座右铭了这世上人与人，事与事，都是交易！或如阿菊的人生总结那样这世界上要是真有人爱你，也是一时一阵的。就像喜欢名牌的人也都是追逐时尚的人，喜新厌旧便成了一种生活常规。

    我和李秘书在马路的岔口分手，各自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朝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汇入这座城市的人流。李秘书要去寻找新的工作，新的东家，我要回到我那间充满油漆味的新修的书房，修改那部已被搁凉的小说。

    在这部小说中出现并活跃着的绝大部分人物，我都为他们找到了必然的归宿同流合污的姜帆、仇慧敏，以及被他们收买的证人钱志富，在机关算尽之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们在本书的终点，当然恶有恶报地走向牢狱。周月和小梅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努力工作，读者大可预料他们的未来前途光明。凌信诚的最终命运不外剃发为僧，或受戒人道，隐于五台山或三清山的庙庵之中，每日与经文素食为伴，无论对他人还是对自己，都已无所谓生死衰荣。他的保姆则继承了他余下的财产，回家安度晚年去了。而那位阿菊，我因为对她爱憎难辨，因此打算做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让她与那位包养她的老六，某日无事生非，老六忍无可忍，终于拍案翻脸，甚至利刃相见。虽然没写最终结局，但我的倾向已然明显，读者或可得到暗示，判定阿菊断然不会拥有起码的幸福平安！

    惟一让我下笔踌躇的就是优优和她的大姐。我不知优优的大姐在钱志富被抓后流落到哪里去了，也不知优优是否会被处以极刑，还是要在那座于她并不陌生的深牢大狱里，了此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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