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巧妙的借鉴了周公的历史典故，声称周公当年也曾向周的祖先祭祷，获得王命摄政称王。

    这一说法，再次彰显了他对儒家的深厚信仰。

    人们普遍相信“周公践祚称王”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

    然而，其中的隐情却远非如此简单。

    周公与周成王是同姓宗族，周公的权力仍牢牢掌握在周王室内部，这是家族内部权力的临时分配，不涉及天命更迭。

    周成王依然是无可争议的天子。

    但王莽却是个异姓外戚，他无法从刘姓皇族那里获得“王命”来当皇帝，因此只能依靠天命的转移来谋求自己的天子之位。

    那么，天命转移的标志又是什么呢？

    答案便是灾异与祥瑞。

    汉室频遭灾异，而王氏则祥瑞频现。

    一个甲子以来，刘姓天命终结、新王继起的传言已经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

    元、成、哀、诸帝并非无动于衷，他们在祭祀、制度等诸多方面尝试改制，以期避免天命的终结。

    然而，这些努力不仅未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反而对传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王莽以安汉公的身份为汉室制礼作乐，成效显著，祥瑞不断涌现，无疑是在挽救汉室的天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祥瑞越来越多，王莽甚至已经祭天了，可皇帝依然是刘氏的。

    这不禁让人心生疑惑：

    如果王氏归政于刘氏，那岂不是违逆了天命？

    如果王氏要当皇帝，那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

    如果刘婴是一个成年人，在这个关乎家族、世系、血统、天命的紧要关头，那一定会挺身而出，至少也会发表一番言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然而遗憾的是，他只有两岁，他的声音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始终是沉默的。

    这种沉默中透露出的是，儒经对历史的独特阐释。

    作为经学的儒学，不仅能够应许未来，更能阐释历史。

    经与史，如同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阐释权更是尤为重要。

    王莽逐渐掌握了对周公、尧舜等历史人物的阐释权，也掌握了对刘婴身份的阐释权。

    他称刘婴为“皇太子”，却又另外赐号为“孺子”。

    皇太子本身就是尊贵的称号，为何还要另外赐号呢？

    这还是在于王莽对周公的模仿。

    《尚书》中记载，周公东征之时，管蔡诸叔曾放出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

    “孺子”便是周成王。

    王莽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细节，他称刘婴为“孺子”，既是对他年龄幼小的客观描述，也是给刘婴的一个“官方称呼”。

    这一称呼，不仅凸显了刘婴的稚嫩，更在无形中将他与周成王相提并论。

    从而提醒世人，刘婴“就是”周成王。

    周公如何对待周成王，我王莽就会如何对待刘婴。

    王莽每一个举动、每一个称呼，都蕴含着深意与算计，如同一位高明的棋手，精心布局，步步为营，只为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笑到最后……

    与长安城附近百姓的满怀期待相比，遥远之地那些刘姓宗室心情就复杂的多了。

    刘婴被立为皇太子，仅仅一个月，消息仿佛春风一般，吹遍了天下的每一个角落。

    刘姓宗室人数多达十万之众，无论是身居高位、拥有爵位的贵族。

    还是已经沦为普通臣民的远亲，无不对如今刘家天下没有皇帝的安排，感到惊讶与困惑。

    然而，他们的态度在暗中悄然分化，有的紧张观望，试图从风云变幻中寻找出路。

    有的不问世事，仿佛一切与自己无关。